译者弁言
假如战争是引向死亡的路，战争文学便是描写死亡的文学。这种说法，对《文明》似乎格外真切。因为作者是医生，象他所说的，是修理人肉机器的工匠。医院本是生与死的缓冲地带，而伤兵医院还有殡殓与墓地的设备。
伤兵撤离了火线，无须厮杀了，没有了眼前的危险；但可以拚命的对象，压抑恐惧的疯狂，也随之消灭。生与死的搏斗并没中止，只转移了阵地：从庞大的军事机构转到渺小的四肢百体，脏腑神经。敌人躲在无从捉摸无法控制的区域，加倍的凶残，防御却反而由集团缩为个人。从此是无穷尽的苦海，因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有的“凝神壹志使自己尽量担受痛苦”；有的“不会受苦，象一个人不会说外国话一样”；有的靠了坚强的意志，即使不能战胜死亡，至少也暂时克服了痛楚；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溃烂的皮肉对比之下，反而加增了绝望。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死亡变成解放的救星，不幸“死亡并不肯俯从人的愿望，它由它的意思来打击你：时间，地位，都得由它挑。”——这样的一部战争小说集，简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学。它使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深入了一步，“见到了他们浴着一道更纯洁的光，赤裸裸的站在死亡前面，摆脱了本能，使淳朴的灵魂恢复了它神明的美。”
可是作者是小说家，他知道现实从来不会单纯，不但沉沦中有伟大，惨剧中还有喜剧。辛酸的讽喻，激昂的抗议，沉痛的呼号，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僻、虚荣，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经他尖刻辛辣的讽刺（例如《葬礼》、《纪律》、《装甲骑兵居佛里哀》），在那些惨淡的岁月与悲壮的景色中间，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Dance macabre）。
作者是冷静的心理分析者，但也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精神交感的作用，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临终苦难。没有夸张，没有嚎恸，两个简单的对比，平铺直叙的刻划出多么凄凉的悲剧。“这个局面所有紧张刺激的部分，倒由我在那里担负，仿佛这一大宗苦难无人承当就不成其为人生。”
有时，阴惨的画面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人间的嘻笑教读者松一口气。例如《邦梭的爱情》：多少微妙的情绪互相激荡、感染；温馨美妙的情趣，有如华多的风情画。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写，用的却是婉转蕴藉的笔触：本能也罢，潜意识也罢，永远蒙上一层帷幕，微风飘动，只透露一些消息。作者是外科医生，知道开刀的时候一举一动都要柔和。轻松而端庄的喜剧气氛，也是那么淡淡的，因为骨子里究竟有血腥味；战争的丑恶维持着人物的庄严。还有绿衣太太那种似梦似幻的人物，连爰国的热情也表现得那么轻灵。她给伤兵的安慰，就象清风明月一样的自然，用不到费心，用不到知觉就接受了。朴素的小诗，比英勇的呼号更动人。
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尤其是一个传道的使徒。对死亡的默想，对痛苦的同情，甚至对长官的讽刺，都归结到本书的题旨，文明！个人的毁灭，不但象征一个民族的，而且是整个文明的毁灭。“我用怜悯的口气讲到文明，是经过思索的，即使象无线电那样的发明也不能改变我的意见……今后人类滚下去的山坡，决不能再爬上去。”他又说：“文明，真正的文明，我是常常想到的，那应该是齐声合唱着颂歌的一个大合唱队……应该是会说‘大家相爱’，‘以德报怨’的人。”到了三十年后的今日，无线电之类早已失去魅力，但即使象原子能那样的发明，我相信仍不能改变作者对文明的意见。
《文明》所描写的死亡，纵是最丑恶的场面，也有一股圣洁的香味。但这德性并不是死亡的，而是垂死的人类的。就是这圣洁的香味格外激发了生命的意义。《文明》描写死亡，实在是为驳斥死亡，否定死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译完这部书的时候，正是二次大战方酣的时候。如今和平恢复了快二年，大家还没意思从坡上停止翻滚。所以本书虽是第一次大战的作品，我仍旧化了一个月的的功夫把旧译痛改了一遍。
译者 一九四七年三月
作者略传
乔治·杜哈曼（Georges Duhamel）一八八四年六月三十日生于巴黎，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七个，他的父亲一生颠沛，到五十一岁才得到医学博士学位。离开巴黎大学才两年，小儿子乔治也进了校门。那位自学成功的老医生天性烦躁，不耐定居；乔治记得曾经跟父母搬过四十一次家。清贫而骚乱的童年，便是杜哈曼初期的经历。
一九〇二年，乔治·杜哈曼十八岁，中学毕业，专攻的科目是文学和数学。
从二十到三十岁（一九〇四——一四）杜哈曼在巴黎大学同时修习医科与理科，写最初的几册诗集与戏剧，徒步旅行欧洲，在“寺院”干印刷工作，在公立医院临诊，维持生活。
所谓“寺院”是几个青年学生的理想集团，大半是诗人，梦想过一种公共的隐遁生活，一面从事各人的研究与写作，一面把印刷作为自食其力的生计。他们在巴黎近郊克莱端伊（Créteuil）租下一所有大花园的屋子，设立印刷工场，承印书籍。大门上标着十六世纪拉勃莱的名句：“这里，请进来……这里，有的是栖枝和堡垒，可以抵御那可恶的谬误……进来，大家来锻炼深刻的信仰……”不久经济问题逼倒了这个理想集团，十几个月的历史，存留下来的只有一二十册印成的书，和许多现在已经成名的作家，如于勒·罗曼、查理·维特拉克与杜哈曼等。杜氏也在那边认识了白朗希·亚巴纳小姐，他未来的夫人。
一九〇八年，杜哈曼理科毕业；一九〇九年，又修完医科学程，得博士学位。从此到一九一四，他做着实验室工作，同时热烈从事文学活动：每年一部作品，三年中有三部剧本问世。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杜哈曼志愿入伍（按第一次大战时，法国尚许医生免除军役），被任为二等助理军医。在五十七个月的长期军役内，五十个月都在前线，先在第一军的救护队，继而在自动救护队，终于升为外科队主任。
大战结束的时候，杜氏成绩是：经他救护的伤兵：四千名；由他亲手开刀的：二千三百名；三部战争文学：《殉难者行述》、《文明》、《动乱中的谈话》；一部默想录：《世界之占有》。
《殉难者行述》在一九一四——一六年间写成，过了九个月方始印行；《文明》的完稿期是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初版时用但尼·丹佛南(Denis Thevenin)的假名，据说一半是为书中有批评军事长官的地方，恐怕引起纠纷。结果这两册书都获得极大的成功，《文明》更受到一九一八年的龚果尔奖，立刻被译成各国文字，畅销一时的情形，仅次于巴比塞的战争小说：《火线下》。
他的重要作品，是以一个人物为研究中心的五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二〇——三二年间）《午夜忏悔录》、《两人》、《萨拉伐日记》、《里昂街上的俱乐部》、《如此内心》，总称叫做《萨拉伐历险记》。内容偏重于心理分析，描写一个没有力量控制潜意识的人，据作者自白，是“发掘一个人的隐蔽世界，——精神领域。”短篇小说集最著名的有，《被遗弃的人们》。戏剧有《光明》、《战争》等五种。批评集有《诗与诗人》等三种。诗集有《伴侣》与《挽歌》两种。游记有《莫斯科游记》、《未来生活的景象》（美国游记）等。迄二次大战为止，杜哈曼全部的著作共计五十种左右。
一九三五年，杜氏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会员。
一 面貌
轮廓秀美的宽广的额角，深沉而又天真的目光，下巴上有着酒窝，颇有威风的短髭，嘴巴的表情显得痛苦而并不消沉，你这张法国人的脸，我永远记得，虽然只瞧见一刹那，在一支火柴蹦跳的微光之下。
从夏隆到圣德·曼纳坞的火车，全部熄了灯，在秋夜里往上开。时间是一九一六。平静无事的香巴臬战线，象火山口一样在我们左边打吨，瞌睡中充满恶梦，惊悸，和闪电。我们冲破黑暗，慢慢穿入一片凄凉的田野，——说不定被狰狞的战具捣乱得更不象样了。小火车蹒跚向前，哼呀哼的，带些迟疑的神气，仿佛一个认得路的瞎子。
我假满回营；因为不舒服，横在长凳上。对面，兰个军官在谈天。他们的声音是青年人的，作战的经验是老年人的。他们也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这个战区，此刻还安静，”其中有一个说。
“当然罗，”另一个说，“咱们可以安宁到春天。”
一片静默，只有钢轨被车轮辗压的声音。于是一个尖锐的、年青的、快乐的声音，差不多是低低的说：
“噢！等不到春天，咱们还一定要干一下呢……”
他立刻接下去说：
“那要轮到我第十二次冲锋了。但是侥幸得很！我只挂了一次彩。”
两句话还在我耳朵里响，说话的人划起一支火柴，抽起烟来微光一闪，照出一张可爱的脸。他是一个有名的部队里的。青年军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奖章，在他土黄色的军服上发光。整个的气度显出他的勇敢是冷静的，经过思虑的。
黑暗重新占领了空间。可是还有什么黑暗，其浓密的程度能够抹去我在一闪之下窥见的形象？还有什么静默，其沉重的程度能够掩盖我在隆隆的车声之下听到的两句喁语？
从此以后，我时常想起它们，每当我象那天晚上一样，抱着一腔的悲痛与热爱，对这些法国人的过去与将来轮番瞻望的时候，——这些法国人，我的成千累万的同胞，在从容就义的时候，仍不肯不说出心头的话，他们心灵的伟大，奔放的智慧，动人的天真，都是大家不曾真切领会的。
我又怎么能不想到那副面貌和那些话呢，当一个优秀的民族，熬着长期的苦难，独自在无边的黑夜中寻找秩序与救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