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朱子语类
朱熹，字元晦，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０年），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人。他的父亲朱松在福建南剑（今南平）的尤溪县做县尉时，他出生在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一二００年）死于建阳。
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五任地方官。二十四岁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二十八岁去职。自此以后一直到五十岁以前，他只担任过一些有官无职的闲差事。五十岁时任知南康军约两年。五十二岁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约一年，因弹劾唐仲友与宰相王淮不和辞职。六十一岁知漳州，推行经界清丈田地，为当地豪强所阻，任职一年多就卸任了。六十五岁知潭州，半年后被召至朝廷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历时仅四十天，因上疏告韩侂胄被免职还乡。六十七岁又被胡纮、沈继祖弹劾宣扬伪学而落职罢祠，因学术思想连挂名的官也丢了。七十一岁时在学禁的空气压力下去世。
朱熹一生实际从政的时间并不多，正如宋史朱熹传所概括的：「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大半生都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他任同安县主簿时就有青年跟随学习，一直到五十岁以前，从学的弟子为数不多。他五十岁任知南康军，复建白鹿洞书院，经常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五十四岁在福建崇安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四方士友来者甚众」。六十一岁知漳州，刊印四经四子书，经常到州学「训诱诸生」。六十五岁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后来回到建阳考亭，修建沧州精舍，「学者益众」，（以上引文见朱子年谱）最多曾达到数百人。这时他已安心在此讲学终生，曾写沧州歌一首抒怀，其中有句云：「春尽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朱文公文集卷十水调歌头）朱子语类中的问答语录，就是他一生从事教育所保存下来的师生问答的记录。
（一）
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中，朱熹首先是作为宋、明客观唯心主义理学集大成的人物著称的。他的哲学思想，从宋代末一直到清代晚期为止的七百年中，都占有统治地位，成为几个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朱子语类中相当多的卷数都是直接阐述他的哲学观点的。
从世界观说，他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体就是太极，整个世界万物都是太极产生的，所以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太极图说解）宇宙的本体就其具有无声无臭之妙，不能为感性认识所把握而言，叫做无极；就其能产生世界、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而言，叫做太极。太极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所以说：「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语类卷一百）太极又是至善的，所以说：「太极祇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语类卷九四）太极有动有静，「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同上）一动一静而两仪分，一变一合而五行具，从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太极图说解）
太极是绝对的本体，从而必然产生阴阳天地万物，这是就宇宙的本源说的。若就具体事物的构成说，则太极与阴阳不可分，所以说：「自现在之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语类卷七五）具体事物生成时，太极与阴阳相结合而不可分，这也就是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语类卷一）朱熹认为理与气不可分，似乎是一种二元论，但他又说，在理气的关系中，究竟是以理为本：「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同上）再则，照朱熹的看法，「理为不生不灭」，（语类卷一二六）而气却是有生有灭，并不断由理产生气：「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至于理与事的关系，他更明确提出「未有这事，先有这理」。（语类卷九五）由此可见，朱熹的哲学体系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还是很清楚的。
朱熹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理一分殊，他说：「祇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祇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语类卷九四）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物物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同上）朱熹所谓理一的理与分殊的理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也不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类似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这种关系他无法运用逻辑分析加以说明，而只能借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描述。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这些道理。」（语类卷十八）实际上，朱熹引用玄觉禅师的永嘉证道歌，并不仅仅是玄觉也窥得这些道理，而是他和程颐吸收了玄觉等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作为他的太极说的一个根本观点。从朱熹主张理一分殊和理虽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的这些观点看，过去有些学者将朱熹的理气学说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和质料作类比，并不完全恰当。
朱熹的世界观的这些基本观点，追溯源流，他的太极说来自周敦颐，他的理一元论来自二程，他又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某些观点，并将气表面上列在与理同等地位。他编辑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将周、程、张、邵等并列，表明他继承和综合了他们的各种观点，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因此，在语类中有不少卷数记载他与弟子们讨论他们的著作和思想的语录，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阐述。
从认识论说，他继承了程颐格物穷理的思想，认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补大学格物传）他所谓的格物，就是指「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他所谓的穷理，就是「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同上）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的渐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既包括直接接触事物的「格物」，「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从而获得感性认识；又包括运用逻辑推理的「穷理」，「以理之深浅言，理会一重又一重」，「因其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从而获得理性认识。
第二阶段是豁然贯通的顿悟阶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补格物传）到了这个阶段，就格物说，则已格尽事物之理；不是只认识部分的理，而是认识理的全体。他说：「若是穷得三两分，未便是格物；须是穷理得到十分，方是格物。」（语类卷十五）就致知说，则已达到无所不知的知至。若只是部分的知、片面的知，都不是知至。他说：「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细，知高远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须四至八到，无所不知，乃谓至耳。」（同上）这就是格物与致知的统一，穷理与尽心的统一。
格物穷理，必须将渐进阶段与顿悟阶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完整的认识。根据这个观点，他批判当时两派不同的思想。一派是以吕伯恭为代表，只求博观，实际上要求只通过渐进阶段，穷尽天下的理；一派是以陆九渊为代表，只务反求，实际上要求只通过顿悟阶段，发明本心，这都是片面的。他说：「今人务博者，即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语类卷十八）他又批评说，「伯恭失之多」，因为只务博求多就流于支离；「子静失之寡」，因为只务约求寡就陷入空疏。只有他的格物穷理的学说，由博返约，才是全面的正确的认识途径。语类中保存了从不同角度对这两派思想方法的批评，有助于我们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他的认识论的观点。
朱熹的道德观与他的认识论是密切相连的。操存涵养与进学穷理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就二者的区别说，他很赞扬程颐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因此他提出：「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则不可不宽。」（语类卷九）但他认为二者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所以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语类卷九）这种相互关系，也可以叫做「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在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他早年著重将两者并列，而晚年则感到过去对尊德性的重视不够，而肯定应该「以尊德性为主」，所以说：「尊德性工夫甚简约，且如伊川祇说一个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祇是如此，更无别事。某向来祇说得尊德性一边轻了，今觉见未是。（语类卷六四）
致知与涵养的关系也与知行关系密切相关。朱熹在知行关系中是明确主张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的。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在这里，他也强调知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有如目与足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也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向，冥行而已。」（语类卷七三）
朱熹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就叫做性，他继承程颐「性即理也」的基本思想。但他比程颐更明确地将性区分为两种：一即天地之性，系「专指理言」；一即气质之性，系「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天地之性为天所命，所以又叫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相分离，「才有天命，便有气质」。（语类卷四）天命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则受气所累而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人的目的，从性方面说，就是要变化气质，克服「气质之性」带来的不善因素，恢复天命之性的至善。从心方面来说，未发之前，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命之性；已发之际，是心的作用，也就是情。所以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语类卷四）性是善的，情则有善有不善；流于不善，即受物欲的引诱与蒙蔽。本体的心，是天理的显现，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不善，流于不善，即是人欲。人的目的，从心方面说，就是要使人心服从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
朱熹根据他的人性论的根本观点，批评佛、老的学说。儒家以性为实有，主张性即理也，而理为不不灭。道家之说是「半截有，半截无」，佛家之说「则是全无」。儒家以「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之而已」，（语类卷百二十六）而「老氏贪生，释氏畏死」。（同上）儒家只是存天理，「更无分毫私见」，而「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厌；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同上）语类中记录许多这一类对佛、老的批评，比他文集中的理论分析更能击中要害。
（二）
现在的朱子语类是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０年）黎靖德编辑出版的。当南宋理宗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时，黎靖德根据南宋宁宗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李道传编辑的池州刊朱子语录、南宋理宗嘉熙二年（一二三八年）李性传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南宋理宗淳祐九年（一二四九年）蔡抗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三种按记录人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和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黄士毅编辑的眉州刊朱子语类、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年）王佖编辑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两种按主题类别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综合起来，删除其文字和记录人完全重复的条目后，乃按黄士毅编辑的朱子语类所用的主题类别加以编排，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语类。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吴坚编辑出版建州刊朱子语别录，黎靖德又将这本朱子语别录中的一些新条目编入景定本朱子语类中，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一二七０年）出版，这就是现在这本朱子语类的初版。
朱子语类编集了朱熹死后七十年间所保存的语录，在当时虽然是较完备的，但仍有一部分重要材料在这期间已经散失了。李性传谈到：「先生又有别录十卷，所谭者炎、兴以来大事，为其多省中语，未敢传，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蔡抗也提到有一本朱熹亲自删定他与蔡元定的论学记录翁季录，「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现存朱熹适孙朱鉴所辑集的朱文公易说和文公诗传遗说中，有些条目也是这本语类所未列入的。从这些情况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推测，魏了翁所说，「则公之说，至是几无复遗余矣」（眉州刊朱子语类序），即使应用到黎靖德所编的这个本子，也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
朱子语类综合了九十七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其中有无名氏四家。辅广所录的一部分，曾经朱熹本人审阅，（朱子语类后序）其他各家则未经朱熹过目。虽然如此，但这本语类将朱熹许多同一次谈话因记录人不同而留下数条详略不同的记录稿都保存下来，这样编辑增加了这些条目的可靠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朱熹的原意。黎靖德编辑这部书时，也将每个人记录的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自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０年）开始到宋宁宗庆元五年（一一九九年）朱熹逝世前为止，历时共约三十年。在九十七家记录人之中，记录朱熹六十岁以后的语录多达六十四人，因而更详尽地保存朱熹许多晚年定论，这是朱子语类的特点和具有更高参考价值的所在。
关于朱子语类在研究朱熹思想中的作用，当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第一部池州刊朱子语录出版时，就有不同的意见。黄干为该书作序时就曾提到：「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事后他又写信给该书的编辑者李道传说：「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作之书。」（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引）对语录的出版，殊不满意。但李道传的弟弟李性传编辑饶州刊朱子语续录时，就引用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必要性的说明加以辩解：「伊川在，何必观；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矣，盖亦在乎学者审之而已。」（同上）此后各种朱熹语录陆续出版，终于引导黎靖德综合起来出版这部比较完备的朱子语类。
清朝初年，在研究朱熹思想的过程中，关于语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康熙时，李光地等奉旨编纂的朱子全书采用语录甚多，但在凡例中仍说：「语类一篇，系门弟子记录，中间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对朱熹思想研究比较细致并编写朱子年谱的王懋竑也认为，其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他说：「语类中杨方、包扬两录，昔人已言其多可疑，而其他录讹误亦多，即以同闻别出言之，大意略同而语全别，可知各记其意而多非朱子之本语矣。程子遗书，朱子已谓其传诵道说，玉石不分，况朱子语类十倍于程子，后人但欲以增多为美，而不复问其何人，安可尽信耶？」（王箴听先考王公府君行状引白田草堂存稿附录）李穆堂编辑朱子晚年全论时，也不采用语录，声称：「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著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愚也。」（穆堂别稿古训考）只有与王懋竑同时的朱止泉，崇奉朱熹思想，却极重视语录，认为记载了朱熹晚年精要的见解，即使其中杂有不确之处，若善于分析运用，就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他说：「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朱止泉文集答乔星渚）从总的方面来说，朱止泉这样评价，并不过分。特别是语录中有些晚年的思想，纠正他早期著作中某些意见，更可看出语录的价值。何况语录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他的文集中有叙述简略甚至完全缺如的，语录的重要性就更明显。具体说来，像李性传所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稳妥的：「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
（三）
朱子语类所谈到的内容，全部一百四十卷中，四书占五十一卷，五经占二十九卷，哲学专题如理气、知行等，专人如周、程、老、释等，以及个人治学方法等，约占四十卷，历史、政治、文学等约占二十卷。虽然李性传所说「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似乎语录对研究朱熹有关四书的见解，只具有辅助的作用，但有些问题只有通过语录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认识。
首先，结合语录和文集，我们了解四书集注的成书过程，表明他的确曾用平生精力进行工作。第一步是收集关于四书的各种注解，特别是二程及其门徒的注解，反复选择编成精义、要义或集义。然后从集义中选出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加入集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他的观点。再作或问来阐述他所以如此注解的理由，解答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对于四书所涉及的音读训诂、名物制度，仍多采用汉、魏人的注疏，正如他自已所评述的：「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朱文公文集语孟集义序）他则著重推敲字句，发挥他的哲学观点。李性传称赞他的四书集注：「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饶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从成书的过程及朱熹的主观要求来看，是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的。
从论孟集注的成书看，朱熹三十四岁时编写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四十三岁时编写语孟精义，刊于建阳。四十七岁时，他与黄干谈到已编写论语略解。（语类卷十九）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四十八岁时他完成论孟集注与论孟或问。这个初稿本未经他同意曾被刊行，这就是他在语录中所说为「乡人遂不告而刊」的初刊本。（语类卷十九）五十一岁时，他将论孟精义改写成论孟要义，刊于南康，这本书后又改名论孟集义。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他修改论孟集注初稿，六十一岁时刊于临漳四子书中。六十三岁时编成孟子要略。临漳本论孟集注，经修改后约于绍熙四年他六十四岁前又在南康刊出，所以六十七岁时曾说：「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未及下手。」（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看来，以后他仍在不断修改，所以六十八岁时他对曾祖道说：「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语类卷一一六）
大学中庸章句的成书，情况也相类似。朱熹三十八岁时已写有大学解初稿，四十五岁时曾将大学中庸章句及大学或问稿寄吕祖谦。五十六岁时谈到大学中庸章句修改甚多。五十七岁尚与邵浩谈到中庸解尚不拟刊出：「某为人迟纯，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语类卷六十二）又说：「大学、中庸屡改，终未能到无可改处。」（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应仁仲）六十一岁时，他在漳州将大学中庸章句刊出于四子书中，又与陈淳谈到大学解「据某而今自谓稳矣，祇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语类卷十四）绍熙四年前，有人将他的四子书在南康刻出，所以他在给刘德修的信中又说：「某所为大学、论、孟说，近有为刻本南康者，后颇复有所刊正。（朱文公别集卷一）六十五岁后，他尚与王过说：「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有惬意，所以改削不已。」（语类卷十九）因而一直到庆元六年临终前，仍在修改「诚意」章。
其次，由于他集中平生精力编写四书集注，因此他教导学生时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对于语孟集注，六十四岁时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语类卷十九）对于中庸章句，六十五岁时他说：「中庸解，每番看过，不甚有疑。」（语类卷十九）对于大学章句，六十九岁时他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语类卷十四）关于论孟或问，四十八岁他写成后，一直未修改。六十六岁时，他对学生说，「论语或问不须看」，因为写得太「支离」。（语类卷一０五）至于对大学或问，则极为重视，六十岁后尚说：「看大学，且逐章理会。须先读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复寻究，待他浃洽。」（语类卷十四）六十二岁他更具体指出：「此一书之间，要紧祇在格物两字。认得这里看，则许多说自是闲了。初看须用这本子，认得要害处，本子自无可用。」（语类卷十四）在语类中，关于大学或问的语录就有两卷。朱熹认为，大学一书「要紧祇在格物两字」，因而在大学或问中，系统列举了格物的九条意义，分析程颐以外对格物的各种解释和缺点的所在。在语类中又指出各重解释的代表人物，进一步阐述了格物穷理的意义，使我们能结合当时具体历史背景，全面地了解朱熹关于格物穷理的思想。
最后，通过语类，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朱熹对四书的评价和在经学中的地位。对于四书本身的特点，五十九岁后他说：「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整齐。」（语类卷六十二）六十八岁时他谈到论语时又说：「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语类卷十九）四书与六经相比，他认为前者的重要性远在后者之上，他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语类卷十九）六十三岁后，有一次，他甚至将易经与诗经比做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语类一百四）
朱熹将四书的地位置于六经之上，除语类所记载的这些语录外，也从他所写的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中得到证实：「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根据这个标准，我们看语类中陈淳所记录的一条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语类卷一百五）其中所说以四子为六经的阶梯，这与朱熹上述意见是一致的。但所说近思录为四子的阶梯，既不符合这里所说难易、远近之序的标准，也与他人记载的语录有相互矛盾处。例如叶贺孙所记载的朱熹六十二岁后的语录说：「或问近思录，曰：「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语类卷一百五）与朱熹关系更为密切并长期在朱熹身边的黄干曾说：「真文所刻近思、小学，皆已得之，后语亦得拜读。先近思而后四子，却不见朱先生有此语。陈安卿所谓『近思，四子之阶梯』，亦不知何所据而云。」（勉斋集复李公晦书）从这些情况看，语类中有些记录材料因记录人的不同，的确间有相互矛盾之处。但这并没有严重减低语类的史料价值，反之，只要在运用时对语录进行全面比较分析，参考其他材料，仍旧可以了解朱熹本人的确切见解。
（四）
四书经朱熹的注解和提倡，在元、明、清时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逐渐代替了过去考试经义时五经的地位。但朱熹也从事五经的整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元、明到清初，官方的五经注疏即以朱熹的指导思想为主，正如清末皮锡瑞所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经学历史页二八一）他的某些见解，也对清代的考据具有启发作用。朱子语类对于了解朱熹的经学思想，比对于四书来说，可能更为重要。
对于易经，朱熹四十八岁时已编写易本义，但晚年对易本义甚不满意。他在六十九岁时，他的学生沈僩曾说他这时「甚不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祇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语类卷六十七）七十岁时，他又与人谈到易本义说：「某之谬说，本未成书，往时为人窃去印卖，更加错误，殊不可读。」（朱文公别集卷六答杨伯起）可见从指导思想说，他晚年已不同意他的易本义，甚至认为这书「殊不可读」。
对于易经卦爻辞的具体注释，语类也记载许多晚年成熟的思想，与易本义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比彖传：「比，吉也。」易本义说：「此三字疑衍文。」语类则说：「也字羡，当云比吉。」（语类卷七十）又如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易本义的解释是：「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语类则说：「丧羊于易，不若疆埸之易。汉书食货志疆埸之正作易，盖后面有丧牛于易，亦同。此义，今本义所注祇是从前所说如此，祇且仍旧耳。」（语类卷七十二）这些改变，都是很明显的。又如贲六四爻辞：「贲如皤如，白马翰如。」易本义说：「四与初相贲者，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飞翰之疾也。」语类则说：「白马翰如，言此爻无所贲饰，其马亦白也。言无饰之象如此。」（语类卷七十一）这条解释，易本义沿汉注疏及程传的旧说，语类则已改变，将皤白解释为「无饰」，即崇素返质之义。其他如比九五，观六三，噬嗑六二，颐六二，晋上九等卦的爻词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即就许多具体注释而言，研究朱熹关于易经的思想，不参看语类，是可能得出许多错误结论的。
关于诗集传，通过语类，我们知道这也是他多年研究工作的结果。他的艰苦的探索精神和谨严的治学方法，在这项工作中也具体表现出来。六十九岁时，他对学生沈僩说：「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便敢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语类卷八十）同时我们知道，在这过程中，他对诗经的基本观点不断变化，他的书稿也几经修改。开始时多沿袭旧说，最后终于产生独立的新解。六十岁时，他说到这个过程：「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祇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语类卷八十）大约六十五岁时，他又谈到诗集传的不同版本：「诗传两本，烦为以新本校旧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朱文公续集卷八与叶彦忠书）他的诗集传序是四十八岁时用小序解诗的序，朱熹适孙朱鉴在文公诗传遗说的注解中也指出这一点。现存宋本中有不收这篇序文者，这正反映了诗集传数经修改的情况。有些通行本将这篇序置于诗集传之前，表明若忽视朱子语类，不了解朱熹关于诗说的变化发展情况，就可能造成这种错误。
朱熹摆脱小序的束缚后，发现国风中的郑、卫之音不是政治讽喻诗，而是民间的恋歌，这是他对诗经最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当然，他仍旧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这样说的：「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感男之语。」（诗集传卷四）关于诗经，孔子也有评论，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的解释，本来无法运用到郑、卫的情诗。在论语集注中，他还从字面上解释这一句话：「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但在语类中却又有一个巧妙的解释说：「祇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语类卷八０）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明一部诗经是包括许多不同的题材、表现各种不同的情感与意愿的。
在五经中，易与诗是朱熹本人做了注解，对于研究朱熹的有关学说，语类都有像上面所说那样显著的帮助，至于书、礼、春秋等，朱熹本人并未编写完整的注疏，语类的作用就更大了。对于书经，朱熹的弟子黄士毅、李相祖等曾记录编选他的书说，可惜现在已散失了。在传世的蔡沈书传中，引用朱熹的说法更多，但蔡沈说这书「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书经集传序）这样就更显得语类对于研究朱熹本人关于书经学说的可贵。朱熹对书经的创见是怀疑书小序非孔子作，孔安国序与传非孔安国作，特别是指出古文尚书平易，与今文尚书的艰涩相对，甚为可疑，开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先声。这在语类中保存有他的具体说明：「伏生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或者谓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错误。此不然。今古书传中所引书语，已皆如此不可晓。」（语类卷七八）他还认为尚书本来就是一些断简残篇的古代文件，不能解释的字句甚多，不要对此附会穿凿：「知尚书收拾于残缺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语类卷七八）表现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尚书经过清代许多学者的整理，古文尚书为伪作已成定论，今文尚书也有一些可贵的成果，但也有新的穿凿的注疏。专治古代史的权威学者王国维尚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朱熹的见解与王国维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礼经，他说明仪礼与礼记的关系：「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仍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语类卷八四）他这样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还是切合历史上实际情况的。至于重修礼制，他也主张因时制宜：「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语类卷八四）关于礼经的这些见解，朱熹的语类也比他的文集有更具体的发挥。
至于春秋，他反对今文学家以一字定褒贬的说法：「春秋祇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语类卷八三）他也反对古文学家凡例变例的说法：「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同上）对于左传与公羊的优缺点，他也有折衷的见解：「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祇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他是，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语类卷八三）因此，他感到春秋经文太略，诸说太烦，矛盾太多，「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但他领导编写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由其手定，却自附于春秋笔法，充分表现他做为道学家的迂腐之处，与他上述学术上比较实事求是的见解成为显明的对照。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实际上，朱熹的整个思想都存在这个矛盾。当他以道学家自命，宣传圣贤的道统，死守经典的教条，积极为封建专制服务时，有时显得迂腐甚至残酷；当他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又必须服从于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不少精到的见解，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语类产生于师生相互研究学问之时，气氛比较自由，态度比较真切，因而常常更能发出一些灿烂的火花。
朱熹对于文学和史学的贡献，在语类中也有所保存。语类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谈话虽然很散漫，但却极广泛。其中片言只语，可能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击中要害，发人深思。现在祇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关于文学的。他评论陶渊明的诗，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语类卷一四０）他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同上）这样的结论，不是深入研究陶诗的人是不可能达到的。鲁迅也论到陶渊明诗：「被论客赞赏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全集卷六题未定草六）朱熹的观点与鲁迅的这个结论完全相同，甚至还同样欣赏陶渊明的咏荆轲。由此可见，朱熹虽不是以文学家出名，但对于文学家陶渊明的了解，与做为革命文学家的鲁迅达到了同样的高度，而为一般的文人所不及。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史学的。他有几句评论唐史的话：「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语类卷百三十六）陈寅恪曾评论这条语录说：「朱子之语，颇为简要，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唐代政治史序论稿第一页）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序论稿一书，即以朱熹这条语录做为指导思想，进行具体的论述。由此可见，朱熹也不是以史学家最为人称道，但对于唐史的论断，也与专治唐史的史学家达到同样的深度。从这两个例证，就可以说明朱子语类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和史学方面，也保存有许多尚待深入挖掘的精美的矿石。 邓艾民 一九八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