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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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意大利绘画的特征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公认为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创造，包括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和十六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艺术家：雷奥那多·达·芬奇，拉斐尔，弥盖朗琪罗，安特莱·但尔·沙多，弗拉·巴多洛美奥，乔乔纳，铁相，赛巴斯蒂安·但尔·比翁波，高雷琪奥。这个范围界限分明；往后退一步，艺术尚未成熟；向前进一步，艺术已经败坏；往后去是作风还粗糙，干枯或僵硬的探路人，如保罗·乌采罗，安多尼奥·包拉伊乌罗，弗拉·菲列波·列比，陶米尼谷·琪朗达约，安特莱阿·凡罗契奥，芒丹涅，班鲁琴，卡巴契奥，乔凡尼·贝利尼；往前去是作风过火的门徒或才力不足的复兴者，如于勒·罗曼，罗梭，帕利玛蒂斯，巴末桑，小巴尔玛，卡拉希三兄弟和他们的一派。以前艺术还在抽芽；往后艺术已经凋谢；开花的时节在两者之间，大约有五十年。固然，早一个时期有一个差不多火候成熟的画家玛萨契奥，旦他是深思默想的人，作了一次天才的表现，是一个孤独的发明家，眼光突然超越了他的时代，也是一个无人赏识，没有后继的先驱者，生前孤独，贫穷，死后墓碑上连铭文都没有；他的伟大直要半世纪以后才有人了解。固然，后一时期还有一个兴旺而健全的画派，但那是在威尼斯，因为那个得天独厚的城邦比别的城邦衰落较晚，意大利其余的地方由于异族的统治与压迫，社会的腐化，已经人心堕落，气质败坏，威尼斯却还保持长时期的独立，强大与宽容。——这个美满的创造时期可以比做一个山坡上的葡萄园：高处，葡萄尚未成熟；底下，葡萄太熟了。下面，泥土太潮；上面，气候太冷；这是原因，也是规律；纵有例外，也微不足道，并且是可以解释的。也许在低下的地段能碰到一株单独的葡萄藤，因为树液优良，不管环境如何也结成几串甜美的葡萄。但这株葡萄藤是孤独的，不会繁殖，只能算作变格；因为活跃的力在积聚与交叉的时候，总不免在规律的正常过程中掺入一些特殊现象。或许上面的地段也有偏僻的一角，葡萄藤长得很好；但那个地方必定具备适当的条件：泥土的性质，小山的屏障，水源的供应，使植物能找到别处所没有的养料或者保护。所以规律并不动摇，我们的结论只能说，那儿具备优良的葡萄藤所必需的土壤与气候。同样，产生优秀绘画的规律仍然完整，决定这种绘画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是可以探索的。

首先需要对意大利画派下一个定义，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之为完美的，古典的，我们并没指出特征，只是定了等级。但它既然有它的等级，当然有它的特征，就是说有它的领域，有它不会超越的范围。意大利画派对风景是瞧不起的，或者是不重视的；静物的生命要等以后法兰德斯的画家来表达。意大利画家采用的题材是人；田野，树木，工场，对他只是附属品，据华萨利的记载，意大利派公认的领袖弥盖朗琪罗说过，那些东西应当让才具较差的人作为消遣与补偿，因为艺术真正的对象是人体。晚期的意大利画家固然也画风景，但那是最后一批的威尼斯派，尤其是卡拉希三兄弟，在古典绘画趋于衰落的时候。而且他们的风景不过是一种装饰，一座以建筑为主的别庄，一所阿尔弥特的花园，一个牧歌式的华丽的舞台场面，替神话中的谈情说爱与贵族的行乐做一种高雅而适当的陪衬：画的树木是抽象的，说不出什么种类；山脉布置得非常悦目，神庙，废墟，宫殿，都按照理想的线条安排；自然界丧失了它原有的独立性和独特的本能，完全脤从人的支配，为他点缀宴会，扩展屋子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们让法兰德斯画家去模仿现实生活，描写当时的人穿着普通服装，在日常起居和真实的家具中间过日子的情形，描写他吃饭，散步，上菜市，上市政厅，坐小酒店，象肉眼看到的那样，或是贵族，或是布尔乔亚，或是农民，连同他的性格，职业，身分的无数凸出的特点。意大利画家排斥这些琐碎的东西，认为鄙俗。他们的艺术越成熟，越避免描头画角式的正确与形似。正当辉煌的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在画面上不再放进肖像，但菲列波·列比，包拉依·乌罗，安特莱阿·特·卡斯大诺，凡罗契奥，乔伐尼·贝利尼，琪朗达约，连玛萨契奥在内，一切前期的画家都在壁画上放进同时代的人的形象。从粗具规模的艺术到发展定局的艺术所迈进的一大步，便是发明完美的形体，只有在理想中找到而非肉眼所能看见的形体。在这个界限之内，意大利古典绘画还有一个限制。在它作为中心的理想人物身上，固然能分辨出精神与肉体，但一望而知精神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这个古典画派既没有神秘气息，也没有激动的情绪，也不以心灵为主体。从乔多与西摩纳·梅米到贝多·安琪利谷为止，文艺复兴前期那一派优美而尚未成熟的艺术，最关心虚无缥渺与崇高的世界，出神入定的无邪的灵魂，神学的或教会的定律。古典绘画可不表现这些，它已经走出基督教与僧侣的时期，进入世俗的与异教的时期。古典绘画决不强调暴烈或痛苦的景象，引起怜悯和恐怖，象特拉克洛阿的《列埃日主教的被刺》，特冈的《死亡》或《桑勃族的战败》，阿利·希番的《哭泣的人》。它也不表现深刻，极端，复杂的感情，象特拉克洛阿的《哈姆雷特》或《塔索》。它不追求微妙或强烈的效果，那是下一时代，艺术的衰落已经很显著的时候的现象，例如蒲洛涅画派中的妩媚与出神的玛特兰纳，娇嫩而若有所思的圣母，慷慨壮烈的殉道者。悲怆沉痛的艺术专门刺激兴奋而病态的感觉，当然为讲究平衡的古典艺术所不容。

它决不为了关切精神生活而牺牲肉体生活，并不把人当做受着器官之累的高等生物。只有一个雷奥那多·达·芬奇走在时代之前，发明一切近代观念和近代知识，他是个包罗万象，精湛无比的天才，永不满足的孤独的探险家，他的预见超过他的时代，有时竟和我们的时代会合。但是对于别的艺术家，往往连达·芬奇在内，形式便是目的，不是手段；形式并不附属于面貌，表情，手势，环境，行动；他们的作品以形象为主，不重诗意，不重文学气息。彻里尼说过：“绘画艺术的要点在于好好画出一个裸体的男人和女人。”当时的画家几乎都学过金银细工和雕塑；他们的手都摸过隆起的肌肉，弯曲的线条，骨头的接榫；他们所要表现给人看的，首先是天然的人体，就是健康，活泼，强壮的人体，角力竞技的本领，动物的禀陚，无不具备。并且这也是理想的人体，近于希腊典型：各部分比例的均勻与发展的平衡，经过挑选而描绘下来的姿势的美妙，衣褶与周围的人体布置的恰当，形成一个和谐的总体；整个作品给人的肉体世界的印象，和古代的奥林泼斯一样，是一个神明的或英雄的肉体世界，至少是一个卓越与完美的肉体世界。这是意大利古典艺术家特有的发明。固然，别的艺术家更善于表现别的题材，或是田野生活，或是现实生活，或是内心的悲剧与秘密，或是道德教训，或是哲学观念，或是历史上的事实。贝多·安琪利谷，亚尔倍·丢勒，伦勃朗，梅佐，保尔·波忒，特拉克洛阿，特冈的作品，包括更多的教训，教育，心理现象，日常生活的恬静，活跃的梦想，玄妙的哲理和内心的激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画家却创造了一个独一元二的种族，一批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强壮，更安静，更活跃，总之是更完全的人类。就是这个种族，加上希腊雕塑家创造的儿女，在别的国家，在法国，西班牙，法兰德斯，产生出一批理想的形体，仿佛向自然界指出它应该怎样造人而没有造出来。

第二章 基本形势

以上说的是作品，按照我们的方法，现在需要认识产生作品的环境。

先考察产生作品的种族。他们所以在绘画方面采取这种途径，完全是由于民族的和永久的本能。意大利人的想象力是古典的，就是说拉丁式的，属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一类。这一点不但可以用文艺复兴期的作品，用那时的雕塑，建筑，绘画来证明，也可以用意大利中世纪的建筑和现代的音乐来证明。哥德式建筑在中世纪遍及全欧，但很晚才流入意大利，并且还是不完全的模仿。固然我们遇到两所纯粹哥德式的教堂，一所在米兰，一所在阿西士修院，但都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即使在日耳曼族南侵的形势之下，对基督教的热情达到最高潮，意大利人的建筑还是用他的古代风格。而他们改变风格的时候，也保存原来的趣味，采用坚固的形式，窗洞不多的墙壁，装饰简单，喜欢天然的明亮的光线。他们的建筑物充满刚强，快乐，开朗，典雅自然的气息，正好和山北〔阿尔卑斯以北〕的大教堂象七宝楼台一样又繁琐又宏伟的结构，沉痛而庄严的境界，阴暗和变幻不定的光线，成为对比。同样，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那种象歌唱一般的音乐，节奏清楚，便是表现壮烈的情绪也优美悦耳，正好和德国的器乐成为对比：前者的长处在于对称，圆润，抑扬顿挫，流畅，华丽，明净，界限分明，赋有戏剧天才；后者却那么博大，自由，有时又缥缥渺渺，最能表达幽微的梦境和深切的感情，抒写严肃的心灵在烦闷与孤独的摸索中间，窥测到宇宙的无穷与“他世界”时的说不出的意境。倘若研究一下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如何理解爱情，道德，宗教，再观察他们的文学，风俗，人生观，就能发见无数凸出的征象都显出一种类似的想象力。特色是喜欢和擅长“布局”，因此也喜欢正规，喜欢和谐与端整的形式；伸缩性与深度不及日耳曼人；对内容不象对外表那么重视，爱好外部的装饰甚于内在的生命；偶像崇拜的意味多，宗教情绪少，重画意，轻哲理；更狭窄，但更美丽。这种想象力了解人比了解自然多，了解文明人比了解野蛮人多。它不容易象日耳曼人那样模仿和表现蛮性，粗野，古怪，偶然，混乱，自然力的爆发，个人的说不出与数不清的特性，低级的或不成形的东西，普及于各级生物的那种渺茫暧昧的生命。拉丁民族的想象力不是一面包罗万象的镜子，它的同情是有限制的。但在它的天地之内，，在形式的领域之内，它是最高的权威；和它相比，别的民族的气质都显得鄙俗粗野。只有拉丁民族的想象力，找到了并且表现了思想与形象之间的自然的关系。表现这种想象力最衰全的两大民族，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这个天生的才具在民族发源的时代就显出来，贯串在他的全部历史中间，在他思想与行动的各个方面都留着痕迹，等到十五世纪末期，一遇到有利的形势，就产生大批杰作。因为那时在整个意大利出现的，或者各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不仅有五六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画家，如雷奥那多·达·芬奇，弥盖朗琪罗，拉斐尔，乔乔纳，铁相，凡罗纳士，高雷琪奧，而且还有一大群优秀与熟练的画家，如安特莱·但尔·沙多，索杜玛，弗拉·巴多洛美奥，庞多尔摩，阿尔倍蒂纳利，罗梭，于勒·罗曼，包利陶·特·卡拉华日，帕利玛蒂斯，赛巴斯蒂安·但尔·比翁波，老巴尔玛，鲍尼法齐奥，巴利斯·鲍尔杜纳，丁托雷托，罗依尼，以及上百个比较不知名的人，都受着同样的趣味熏陶，用同样的风格制作，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前面提到的一二十个不过是他们的领袖罢了。卓越的建筑家与雕塑家的数量也差不多相等，有几个人时期略早，多数与画家同时，例如琪倍尔蒂，陶那丹罗，约各波·但拉·甘契阿，巴契奥·庞提纳利，庞巴耶，路加·但拉·罗皮阿，贝凡纽多·彻里尼，勃罗纳契，勃拉曼德，安多尼奥·特·圣迦罗，巴拉提奥，圣索维诺。最后，在面目如此众多，出品如此丰富的艺术家家族周围，还有无数的鉴赏家，保护人，购买者，以及簇拥在后面的广大的群众，不仅包括贵族与文人，也包括布尔乔亚，工匠，普通的僧侣，平民；风气之盛使那个时代的高雅的鉴别力或为自然的，自发的，普遍的东西。由于上下一致的同情与理解，整个城邦都参与艺术家的创作。所以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期的艺术看作幸运与偶然的产物；决不象掷了一把骰子，中了彩，世界舞台上才出现几个天赋独厚的头脑，出现一批绘画的天才。我们不能否认，那一次百花怒放的原因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总倾向，普及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奇妙的才能。那个才能的出现是暂时的，所以艺术的出现也是暂时的。那个才能在一定的时代开始，一定的时代结束，艺术也在同一时代开始，同一时代结束。才能朝某一方向发展，艺术也朝同一方向发展。艺术是影子，才能是本体，艺术始终跟着才能的诞生，长成，衰落，方向。才能带着艺术出场，前进，使艺术跟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艺术的各个部分和整个进程都以才能为转移。它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有了它就能诞生。因此我们要详细研究这个才能，以便了解艺术，说明艺术。

第三章 次要形势

人要能欣赏和制作第一流的绘画，有三个必要条件。先要有教养。穷苦的乡下人浑浑噩噩，只会弯腰曲背替地主种田；战争的头目只知道打猎，贪吃，纵酒，终年忙着骑马，打仗；他们的生活都还跟动物差不多，不会了解形式的美与色彩的和谐。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必须在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不完全转着吃喝和打架的念头，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这便是意大利在十五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人从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过渡到近代精神，而这个大转变在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发生得早。

原因有好几个。第一，那个地方的人绝顶聪明，头脑特别敏捷。他们好象生来就是文明的，至少接受文明很容易。即使未受教育的粗人，头脑也很灵活。把他们和法国北部，德国，英国同一阶级的人比较，差别格外显著。在意大利，一个旅馆的当差，一个乡下人，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挑夫，都能谈天，了解，发表议论；他们会下判断，懂得人性，会谈政治；他们运用思想象语言一样出于本能，有时很精彩，从来不用费力而差不多老是运用得很好。尤其他们的审美感是天生的，热烈的。只有在这个国家，你能听到普通的老百姓对着一所教堂或一幅画嚷道：“噢！天哪！多美啊！”而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与感觉，意大利语言自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腔调，一种音响，一种加强的语气；同样的话用逢文说出来就显得枯燥无味。

这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很幸运，不曾被日耳曼人同化，侵入的北方民族把他们压倒和改变的程度，不象别的地方那么厉害。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哥德人，法兰克人，赫硫来人，东哥德人，不是自动离开畫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一个老编年史家说，十二世纪时，腓特烈·巴勃罗斯皇帝手下的日耳曼人，满以为伦巴人是同胞，不料他们已经完全拉丁化，“已经摆脱犷悍的野性，在空气与土地的影晌之下学会一些罗马人的聪明文雅，保存着典雅的语言和礼让的古风，甚至城邦的宪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学到罗马人的长处。”意大利在十三世纪还讲拉丁文，巴杜的圣·安东纳〔一一九五——一二三一〕就是用拉丁文讲道的！

老百姓一面讲着初期的意大利语，一面仍旧懂得古典语言。加在民族身上的日耳曼外壳只有薄薄一层，或者早已被复兴的拉丁文化戳破。纪功诗歌和描写骑士生活与封建时代的诗篇，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唯独意大利没有创作而只有译本。我上面说过，哥德式建筑传入很晚，很不完全；意大利人从十一世纪起重新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用拉丁建筑的形式，至少是拉丁风味。从制度，风俗，语言，艺术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阴暗最艰苦的黑夜里，古文明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挣扎出来，苏醒过来；野蛮人的足迹象冬雪一样消融了。

因此，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的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一五五〇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囟。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象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德国正爆发极端残酷，十恶不赦的胡司党战争；日耳曼皇帝毫无权力；贵族愚昧而又蛮横；直到马克西密利安朝代〔一四九三——一五一九〕，还是一个暴力世界，社会上没有法律，只有动武的习惯，就是说只会自己动手报仇。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从路德的《闲话录》和罕司·特·什淮尼钦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和撒野的程度。至于法国，十五世纪正是它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国土被英国人侵占蹂躏；在查理七世治下〔一四二二——六一〕，豺狼一直闯到巴黎城关，英国人被逐出以后，又有“剥皮党”和散兵游勇的头目鱼肉乡民，不是绑架便是抢劫；杀人放火的军阀中间有一个叫做奚勒·特·雷兹，就是蓝胡子传说的蓝本。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象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哥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时，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梅提契家族得势以后，佛罗棱萨过着太平日子。资产阶级安安稳稳占着统治地位，和他们的领袖搜違室家族一样忙着制造商品，做生意，办银行，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花在风雅的事情上。战争的烦恼不象以前那样使他们战战兢兢，紧张得厉害。他们出了钱叫佣兵打仗；而佣兵的头子是精明的商人，把战争缩小范围，不过骑着马“游行”一次；偶有杀伤，也是由于疏忽；据当时的记载，有些战役只死三个兵，有时只死一个。外交代替了武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统治者成为鉴赏家，成为文人学士，爱好渊博的谈话。良从古代文明衰落以后，我们第一次遇到一个社会把精神生活的享受看做高于一切。那时大众注目的人物是古典学者，是热心复兴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的人，如包琪奥，菲莱尔福，玛西尔·菲契诺，毕克·特·拉·米朗多拉，卡空提尔，埃摩罗·巴巴罗，洛朗·华拉，包利相。他们在欧洲各地的藏书室中发掘古人的手稿，拿来付印；他们不但阐明文义，加以研究，而且受着古籍熏陶，在精神上感情上变得和古人一样，写的拉丁文几乎跟西塞罗与维琪尔时代的人同样纯粹。文笔突然变得精美绝伦，思想也突然成熟。从彼特拉克的笨重的六音步诗，沉闷而做作的书信，变到包利相典雅的联句体短诗，华拉的雄辩滔滔的散文，读者几乎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偷快。长短短格的诗体流畅自如，演说体的句法气势壮阔，我们听了，手指和耳朵会不由自主受它们的节奏支配。语言变得明白了，同时也变得高雅了。钻研学问的事业从修道院转移到贵族的府上，不再是空洞的争辩而成为怡悦性情的工具。

并且这些学者不是默默无闻，关在图书馆里，得不到群众同情的小集团。正是相反，那时有了古典学者的名声就有资格受到君主的关切与恩宠。米兰大公路多维克·斯福查把梅吕拉和梅德利于斯·卡空提尔请到他的大学里去，选任学者采谷·西摩纳达做大臣。雷奥那多·阿雷丁，包琪奥，马基雅弗利，先后做过佛罗棱萨共和邦的国务卿。安东尼奥·贝卡但利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秘书。教皇尼古拉五世奖掖意大利文人最是热心。有一个文人寄了一部古代的手稿给那不勒斯国王，国王认为莫大的荣誉。高斯摩·特·梅提契创办哲学会，洛朗·特·梅提契复兴柏拉图式的“宴会”。洛朗的友人朗提诺在对话录中叙述一些人在卡玛杜尔修院纳凉，连续几天讨论活动的生活和静观的生活哪一种更高尚。洛朗的儿子比哀尔，在佛罗棱萨的圣·玛丽亚·但尔·斐奥雷教堂发起一个辩论会，题目是真正的友谊，用银冠做优胜者的奖品。这些商业和政府的领袖罗致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学者：有的城邦招集毕克·特·拉·米朗多拉，玛西尔·菲契诺，包利相；另外的城邦遨请雷奥那多·达·芬奇，梅吕拉，庞波尼斯·拉丢斯，主要是和他们谈天。厅上摆着名贵的半身雕像，面前放着新发见的古哲的手稿，用的是精致高雅的语言，彼此不拘礼数，不分尊卑，存着互相切磋的好奇心，扩大学问的范围，充实学问的内容，把中世纪经院派的狭窄的论争变做慎思明辨之士交流心得的盛会。

在这种形势之下，从彼特拉克以后差不多无人问津的俗语言也产生新文学来了。佛罗棱萨银行界的首脑兼行政长官，洛朗·特·梅提契，便是第一个新兴的意大利诗人。他周围的波尔契，蒲阿尔多，贝尔尼，和比较晚一些的培姆菩，马基雅弗利，阿里欧斯托，在完美的文体，正宗的诗歌，滑稽的幻想，风雅的诙谑，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模范。在他们之下还，一大批讲故事的，说笑打趣的，生活放荡的人，如摩尔查，皮皮埃那，阿雷蒂，法朗谷，庞台罗，凭着放肆，俏皮，新奇的玩艺儿；博得君主们的宠幸和群众的钦佩。十四行诗成为一种恭维或挖普的工具，人人应用；艺术家用作应酬的手段。彻里尼说他的雕像《班尔赛》公开展览的第一天，说有二十首十四行诗贴出来。那时没有一个庆祝会，就有一次筵席，没有人做诗的。有一回，教皇雷翁十世喜欢丹巴台奥的一首讽刺诗，赏他五百杜加，。另外一个诗人贝尔那多·阿高蒂，在罗马声望极高，群众甚至关了铺子去听他的公开朗诵，他在火把照耀的大厅上吟诗；主教们由卫兵簇拥着到场；大家称他为“天下无双”。他的雕琢精工的诗句充满奇思幻想的光彩；而这些文学的玩艺儿，正如意大利歌暇家穿插在最悲壮的歌曲中的花腔一样，听众完全能体会，所以四座掌声不绝。

这是在意大利新兴的一种风雅而普遍的文化，和新艺术同时出现。我要放弃概括的叙述，用一幅完整的画面描写，使你们和这个文化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因为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念。那时有一部著作描写品德完备的男女贵族，当时人可以作为模范的两种人物。在理想的人物背后的确有真实的人物，虽然多少有些距离。那是一五〇〇年左右的一个交际场所，其中有宾客，有谈话，有装饰和摆设，有跳舞，有音乐，有警句，有辩论；固然比罗马或佛罗棱萨的上流社会更稳重，更豪侠，更脱俗，但真切的描写，加上那些格外高雅的姿态，正好表现出高等人士中最纯粹最高尚的一群。要看到这些人物，只消浏览一下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的《侍臣典范》。

卡斯蒂里奥纳伯爵〔一四七八——一五二九〕，在乌尔班公爵琪多·特·乌尔巴多的宫廷中当过差，又在琪多的后任法朗采斯谷·玛丽亚·但拉·罗凡尔手下做事。他的著作是记载他在乌尔班宫中听到的谈话。琪多公爵害着关节炎，是个残废的病人，所以小朝廷中的人每天晚上在他的妻子屋中聚会；而公爵夫人伊丽沙白又是一个极贤德极有才情的女子。在她和她的好友爱弥丽亚·比亚太太周围，有来自意大利各处的各色名流：除了卡斯蒂里奥纳，有著名的诗人贝那尔多·阿高蒂，后来当教皇的秘书而被任为红衣主教的培姆菩，有贵族奥大维诺·佛雷谷梭，于里安·特·梅提契，还有许多别的人。教皇于勒二世在某次旅行中也在此驻节。谈话的地方与场面都配得上这些人物。壮丽的爵府是琪多的父亲造的，“据许多人说”是意大利最美的建筑。内部富丽堂皇，挂着铺金与绸缎的窗帘帷幕，摆着银瓶，云石与青铜的古代雕像与半身像，比哀罗·但拉·法朗采斯卡和拉斐尔的父亲乔凡尼·桑蒂的图画。大批拉丁，希腊，希伯来的图书从全欧洲搜集得来，因为重视内容，封面用金银装潢。乌尔班宫廷是意大利最风雅的一个，经常举行庆祝，舞会，比武，竞技，还有谈天。卡斯蒂里奥纳说：“隽永的谈话和高尚的娱乐，使这所屋子成为一个真正怡悦心情的场所。”平日吃过晚饭，先是跳舞，接着玩一种字谜的游戏；然后是更亲密的交谈，又严肃又轻松，有公爵夫人参加。大家不拘形迹，随便拣个位置坐下；每个男子陪着一位女客，谈话没有规则，没有拘束，尽可发挥新奇的思想和特殊的见解。一天晚上，由于一位太太的建议，贝尔那多·阿高整当场做了一首美丽的十四行诗送给公爵夫人；接着公爵夫人要玛葛丽达太太和谷斯当查·佛雷谷查太太跳舞；两人便搀着手起来，最受欣赏的音乐家巴尔莱大调好了音，替她们伴奏，开始步伐庄重，后来比较活泼。第四天晚上，大家谈得乐而忘倦，竟至通宵达旦。

“他们打开面向卡大利高峰的窗子，但见东方一片红霞，晓色初开。所有的星都隐灭了，只剩金星那个温柔的使者，还逗留在白天与黑夜的边界上。仿佛从她那儿吹来一阵新鲜的空气，清凉彻骨，布满天空，透入邻近山岗上喁喁细语的森林，把可爱的鸟儿惊醒过来，开始优美的合唱。”

从这段文字上面可以看出风格的典雅与华彩。参加谈话的人物之一，培姆菩，是意大利最纯粹，最地道的西塞罗派，最讲究音节的散文家。其余的谈话，口吻也相仿。书中记着各式各种的礼貌，有时赞美妇女的姿色，风韵，贤德，有时恭维男人的勇敢，才气，学识。个个人互相尊重，极尽殷勤：这是最重要的处世之道，也是上流社会最可爱的地方。但礼貌并不排斥兴致。为了调剂，有时谈话带点儿小小的讽刺，来一下应酬场中的交锋；此外还有警句妙语，戏谑说笑，奇闻野史和风趣盎然的小故事。大家正谈到怎样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一位太太便举一个例子做对照：最近有位老派绅士上门拜访，是个被乡村生活磨钝了的军人，他说他杀过多少敌人，一个一个的数过来，后来向女主人解释击剑的技术，指手划脚，表演怎么叫剌，怎么叫砍。她微笑着说，她当时确实有点心慌，不由得把眼睛望着门，心里老想着他会不会把她杀死。不少类似的风趣的穿插使谈话不至于太沉闷。可是严肃的气氛照样存在。绅士们都通晓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历史，哲学，甚至懂得各个流派的哲学。这时妇女们便出来干预，带点儿埋怨的口气要求多谈谈世俗的事，她们不大喜欢听人提到亚理斯多德，柏拉图，和解释他们的那些学究，也不爱听关于冷和热，外形和实质的理论。于是男人们马上回到轻松愉快的题材，说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补救刚才的博学与玄妙的议论。并且不论题材如何艰深，争论如何热烈，谈话始终保持高雅优美的风格。他们最注意措辞的恰当，语言的纯洁。后来在伏日拉的时代，法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人，朗蒲依埃府上的一般辞令专家，也讲究这一套。但那时宣太到人的气质更富于诗意，正如他们的语言更近于音乐。意大利文由于音节丰富，语尾响亮，即使说的是极普通的东西也显得美妙，和谐；何况优美的内容，用意大利文说来当然更高雅更妩媚了。卡斯蒂里奥纳书中有一段描写人生的凄凉的晚景：文字的风格好比意大利的天色，连废墟残迹都照着黄橙橙的阳光，使阴沉的景象变做一幅庄严的图画。

“那时候，美好的快乐之花在我们心头枯萎零落，象秋天的树叶。清明恬静的思想没有了，只剩一片凄凉，有如天上的一块乌云，还带来无数的灾难，不仅肉体，连精神也病了；往日的欢娱只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可爱的少年时代只留着一个影子。回想之下，那时仿佛天地万物都在祝贺我们，向我们欢笑；明媚愉快的春天在我们心中开满鲜花，仿佛一所美丽的园林。所以在寒冷的季节，生命到了夕阳西下，不允许我们再有欢乐的时候，最好是欢乐和记忆一齐消失，最好能找到一种诀窍使我们万事皆忘。”

谈话的题目决不使谈话的内容贫乏。由于公爵夫人的要求，每人把绅士淑女应有的品德挑几项出来解释，研究哪一种教育最能培养身心，使一个人不但能适应文明社会，而且能点缀社交生活。我们不妨考虑一下那时对有教养的人提出的要求，要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机智，多少不同的学问，才能达到标准。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文明，可是尽管多了三百年的教育和修养，还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榜样和教训。

“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在文学方面，至少在所谓文艺方面，不应该只有一些普通的学识；他不仅要懂拉丁文，还要通希腊文，因为希腊的杰作数量多，种类也多读各家的诗，熟悉演说家与史学家的著作；还得擅长吟诗作文，主要用我们的俗文宇写作；因为除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还可以作为同太太们谈天的资料，她们大概都喜欢这一类的东西。”

“我还不满意这位绅士，倘若他不是音乐家，倘若他只会读谱而不擅长各种乐器……因为音乐不但能给人消遣，驱除烦恼，往往还能使太太们高兴；她们的温柔细腻的心很容易受音乐感动。”——问题不是要成为一个演奏家，炫耀特殊的才能。才能只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绝对不应该以学究的态度去培养，而要以令人喜悦为目的；施展才能不应当是为了博人赞赏，而应当为了娱乐他人。因为这缘故，一切优美的艺术都要通晓。

“还有一样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绅士也不能忽略，就是画图的才能和关于绘画的学识。”在文雅高尚的生活中，图画也是一种点缀，所以有教养的人应当关心，象关心一切风雅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不能过度。真正的才能，支配一切艺术的艺术，是机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一种判断和鉴别的能力，懂得怎么叫做过，怎么叫做不及，能分辨事物的消长，知道怎么叫做合时宜，怎么叫做不合时宜。比如，我们的绅士即使明知人家对他的称赞合乎事实，也不应该公然同意……而应该谦辞，叫人知道他的本行是武艺，其余的才能不过是点缀而已。倘在许多人面前或大庭广众之间跳舞，我觉得他应当保持相当尊严，但仍旧要用潇洒与妩媚的举动调剂。如果他演奏音乐，也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是人家勉强他的……虽然他技术熟练，完全内行，虽然要精通一门东西必须下过功夫，但不能叫人看出他所花的苦功和代价；尽管表演精彩，引起别人对这门艺术的尊敬，自己却要表示并不十分看重。”凡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所有的技巧，我们的绅士不应该引以自豪。他应当使人尊重他的人品，所以不能放纵而要克制自己。脸色要象西班牙人一样镇静。衣著要整齐清洁；服饰的嗜好习尚要有丈夫气，切忌女性口味；应当喜欢黑色，表示性格的庄重。他不应该为快乐或热情，愤怒或自私而激动。粗野的举止，露骨的言语，会使太太们脸红的字儿，都要避免。他应当彬彬有礼，待人谦和。要会说笑，讲诙谐的故事，但是不失体统。最好以取悦才德兼备的妇女为目的，以便控制自己的行动。作者说到这里，很巧妙的从描写绅士的肖像转到太太们身上；而用在第一幅画上的笔触，在第二幅中变得更细腻。

“世界上无论哪个宫廷，不管多么显赫，缺少妇女就谈不上文彩，光辉，快乐。绅士不与妇女交际，没有她们的爱情和宠眷，就不可能有风度，魅力或者气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出众的绅士；所以倘没有妇女参预，加入她们的一份风韵，我们画的绅士的肖像势必残缺不全，而宫廷生活也将毫无点缀，不能算完美了。”

“我认为出入宫廷的妇女首先要殷勤可爱，风度翩翩的接待各色人物，说话动人，得体，合乎时间，场合和对方的身分。姿态要端庄静穆，行为始终保持体统；同时头脑要相当活泼，显得她决不迟钝。她还应当和蔼可亲，使人佩服她的慎重，贞洁，柔和，不亚于佩服她的可爱，聪明和眼力。所以她应当能对付某种为难的，各种因素互相抵触的局面，要能走到界限的边缘而不超过界限。”

“她不能因为要博得贞节和贤德的名声而过于矜持，对某些轻佻的人物或谈话表示厌恶，甚至避席而去；那很容易使人误会她要掩饰自己的短处，唯恐别人知道而装得如此严正；并且生硬的行动总是可厌的。”

“讨人喜欢和表示洒脱而说些不雅的话，做出一种过分与越轨的亲热，引起人误解，也许实际上她并非那样的人。听到不雅的话，她应该有些脸红，表示不好意思。如果她手段高明，她会把谈话引到更文雅更高尚的题目上去。因为她受的教育并不比男人差多少。她也应当通晓文学，音乐，绘画，以上的规矩，参加谈话的太太们都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她们的才智和优雅的趣味发挥得恰到好处；对于培姆菩热情的表现，听他关于无所不包的纯洁的爱发表一套柏拉图派的理论，她们鼓掌称善。那时意大利有些女子，如维多利亚·高龙那，凡罗尼卡·甘巴拉，谷斯当查·特·阿玛非，丢利阿·特·阿拉哥那，法拉拉公爵夫人，都兼备卓越的才能和卓越的教育。卢佛美术馆有些当时人的肖像，例如身穿黑衣，脸色苍白而若有所思的威尼斯人，法朗契阿画的那么热烈而又那么沉着的青年；娇弱而头颈细长的“那不勒斯的耶纳”；勃龙齐诺画的《青年和雕像》：这些聪明与安静的脸，华丽而严肃的服装，也许使你们对那个社会的完美的修养，丰富的才能，微妙的机智，能够有一个概念。三百年以前，在运用思想，爱好典雅，讲究礼货方面，他们已经和我们一样，也许还超过我们。”

第四章 次要形势（续1）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辨别这种文化的另一特征，辨别第一流绘画的另一条件。在别的时代，精神方面的修养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样高雅，而绘画并没放出同样的光辉。例如我们这个时代，在十六世纪的学识之外，又积聚了三百年的经验与发见，学问的渊博与思想的丰富为从来所未有；可是我们不能说，在绘画方面现代欧洲和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产生同样优美的作品。所以仅仅指出拉斐尔时代的人文化完备，智力旺盛，并不足以解释一五〇〇年代的杰作；还应当确定这一种智力这一种文化属于何种性质；而在比较过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和十五世纪的欧洲以后，还得把当时的意大利和今日的欧洲作一比较。

让我们先看德国，毫无疑问那是现在欧洲最有学问的国家。那儿，人人识字，尤其在牝部；年轻人都在大学里呆上五六年，不但有钱的或境况优裕的，而且差不多全部中等阶级，甚至下层阶级中也有少数人熬着长期的清苦和饥寒进大学。社会上极重学问，有时竟造成一种做作的风气，流于迂腐。许多青年目力很好，也戴着眼镜，装出更有学问的神气。法国有些青年只想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露头角，一二十岁的德国人可不是这样，他念念不忘要对人类，世界，自然，超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有一个总括的观念，想有一套包罗万象的哲学。对于高级的抽象的理论的爱好，专心，容易了解，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及得上德国人。德国是一个创立形而上学和各种主义的国家。可是太多的玄想妨碍图画艺术。德国画家在油画上或壁画上竭力表现人道主义思想，或者宗教思想。他们把形式与色彩附属于思想；他们的作品是象征性的；他们在壁上画的是哲学课和历史课。你们倘使到慕尼黑去，就可发见那些最大的画家只是迷失在绘画中的哲学家，他们所擅长的是向理性说话而不是向眼睛说话，他们的工具应当是写字的笔而非画画的笔。

再看英国。那儿一个中等阶级的人年纪轻轻就进商店或者办公室，一天工作十小时，回家还得工作，花尽脑力体力，以求温饱。结过婚，生了不少孩子，还得做更多的工作，竞争尖锐，气候酷烈，生活方面的需要很多。便是绅士，富翁，贵族，闲暇的时间也不多；他忙忙碌碌，受着许多重要事务束缚。心思都花在政治上面。既要参加各种会议，委员会，俱乐部；又要读《时报》那样的报纸，每天早上都有厚厚的一本；还有数字；统计，一大堆沉闷的材料要你吞下，要你消化；除了这些，还有宗教事务，慈善财团，各种企业，公私事务的改进问题，银钱问题，权势问题，信仰问题，实际问题，道德问题；这都是精神生活的粮草。绘画和其他与感官有关的艺术都被放到次要地位，或者自动退后。大家想着更严重更迫切的事，没有时间关心艺术，即使留意，不过是为了趋时和面子；艺术成了一种古董，只供少数鉴赏家作为有趣的研究。固然有些热心人士捐钱办美术馆，收买新奇的素描，设立学校，正象办传布福音，治疗癫痫，抚育孤儿的事业一样。但他们仍旧着眼于社会的福利：认为音乐可以移风易俗，减少星期日的酗酒；图画可以替纺织业和高等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谈不到欣赏的能力；他们对于美丽的形体与色彩的感觉，不是出于本能而是得之于教育；好比来自异域的桔子，花了大本钱勉强在暖室中培养出来，往往还是酸的或涩的。那儿的现代画家是头脑呆板，意境狭窄的匠人；画的干草，衣褶，灌木，都非常枯燥，繁琐，令人不快。因为长期身心劳累，精神集中，感觉和形象在他们身上失去平衡；他们对色彩的和谐变得麻木不仁，在画布上涂着整瓶的鹦鹉绿，树木象锌片或铁片，人体象牛血一样的红；除了描写表情和刻划性格的作品，他们的绘画都不堪入目；他们全国性的展览会在外国人眼中只是一堆生硬，粗暴，不调和的颜色，跟嘈杂刺耳的噪声没有分别。

有人会说我讲的是德国人和英国人，是严肃的清教徒，学者和企业家，在巴黎至少还有鉴别力，还有人讲究风趣。不错，巴黎是目亨世界上最喜欢谈天和读书的城市，最喜欢鉴别艺术，体会各种不同的美；外国人觉得巴黎的生活最有趣，最有变化，最愉快。然而尽管法国的绘画胜过别国，连法国人自己也承认比不上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绘画。总之性质是不同的：蜜垦的绘画表现另外一种精神，向另外一些精神说话；在法国画上，诗歌，历史，戏剧的成分远过于造型的成分。对于美丽的裸体，简单而美好的生活，法国绘画感受太薄弱；它在各方面用尽功夫要求表现远方与古代的真实的场面，真实的服饰，表现悲壮的情绪，风景的特殊面目。绘画变了文学的竞争者，和文学在同一园地中探索发掘，同样求助于不知厌足的好奇心，考古的嗜好，对于紧张情绪的需要，精细而病态的感觉。绘画尽量把自己改头换面，迎合市民。而市民就苦于工作的疲劳，受着室内生活的拘囚，脑中装满着杂乱的观念，渴望新鲜的事物，历史的文献，强烈的刺激，田野的宁静。十五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人的脑子里所装的东西，所起的波动，变得异乎寻常的复杂。在巴黎，在法国，人都过分紧张。原因有两个。——先是生活昂贵。大批日用的东西变得不可或缺。便是生活朴素的单身汉也需要地毯，窗帘，靠椅；成了家，还得有几个摆满小玩艺儿的骨董架，一套所费不赀的漂亮设备和数不清的小东西，既然都要花钱去买而不能象十五世纪那样在大路上拦劫或没收得来，就得辛辛苦苦用工作去换取。所以大部分的生活是在勤劳艰苦中消磨的。——除此以外，还有向上爬的欲望。我们既然组成一个民主国家，一切职位都用会考的方法分派，可以凭毅力和才能去争取，人人心中便隐隐约约存着当部长或百万富翁的希望，使我们的心思，事情，忙乱，又加上一倍。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共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不但为数很多，而且太多了。巴黎是出头的机会最多的城市，一切有才智，有野心，有毅力的人，都跑来你推我搡的挤在一起。京都成为全国人才与专家荟萃之处；他们把发明与研究互相交流，互相刺激；各种书报，戏剧，谈话，使他们感染到一种热病。在巴黎，人的头脑不是处于正常和健全状态，而是过分发热，过分消耗，过分兴奋；脑力活动的产品，不论绘画或文学，都表现出这些征象，有时对艺术有利，但损害艺术的时候居多。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可不是这样。没有上百万的人挤在一个地方，只有人口五万，十万，二十万的城邦，其中没有野心的竞争，好奇心的骚扰，精力的集中，过度的活动。一个城市是社会的精华所在，不象我们这儿是一大群普通人。并且当时对舒服的要求不大；人的身体还强壮，出门旅行都是骑马，很能适应露天生活。宏大的府第固然壮丽非凡，但现代的一个小布尔乔亚恐怕就不愿意住；室内又冷又不方便；椅子上雕着镀金的狮子头或跳舞的山神，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品，但坐上去其硬无比；现在一个最普通的公寓，一所大屋子里的门房，装着热气设备，就比雷翁十世和于勒二世的宫殿舒服得多。我们少不了的小小的享用，当时的人都不需要。他们的奢侈是在于美而不是在于安乐；他们心里想的是柱头和人像的高雅的布置，而非廉价买进一些小骨董，半榻和屏风。最后，高官厚爵与大众无缘，只能靠武功与君主的宠幸得到，只有几个出名的强盗，五六个高级的杀人犯，一些谄媚逢迎的清客才有分；剧烈的竞争，蚂蚁窝似的骚动，象我们这样作着长期不断的努力，个个人想超过别人的情形，在那个社会里是看不见的。

这种种都归结到一点，就是那时的人比现代的欧洲人和巴黎人精神更平衡。至少对绘画来说是更平衡。要绘画发达，土地不能荒芜，也不能耕耘过分。封建时代的欧洲是大块坚硬的泥土；今日却支离破碎了；从前，文明的犁还没有犁得充分；现在犁的沟槽太多了，数不清了。要单纯壮阔的形体从铁相和拉斐尔手中固定在画布上，必须他们周围的人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出这一种形体；而要它们自然而然的产生，必须“形象”不受“观念”的阻抑和损害。

这句话极其重要，让我多解释一下。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教育，谈话，思考，科学，不断发生作用，使原始的映象变形，分解，消失；代替映象的是赤裸裸的观念，分门别类的字儿，等于一种代数。日常的精神活动从此变为纯粹的推理。如果还能回到形象，那是花足了力气，经过剧烈的病态的抽搐，依靠一种混乱的危险的幻觉才能办到。——这便是我们今日的精神状态。我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画家的了。我们脑中装满混杂的观念，参差不一，越来越多，互相交错；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象洪水般灌进我们的头脑，留下各式各种碎片。比如你在现代人面前说一个“树”字，他知道那不是狗，不是羊，不是一样家具；他把这个符号放进头脑，插入一个分隔清楚，贴着标签的格子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理解。我们看的书报和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精神上堆满抽象的符号；我们凭着调度的习惯，以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在各个符号之间来来往往。至于五光十色的形体，我们不过瞥见一鱗半爪，而且还不能久留，在我们内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轮廓，马上就消失了。如果能记住形体，有个明确的印象，那是全靠意志，靠长期的训练和反教育的力量。所谓反教育是把我们受的普通教育硬扭过来。这种可怕的努力不能不产生痛苦和骚乱。现代最善于用色彩的人，不论文学家或画家，都是沉于幻象的人，不是过于紧张，就是精神骚动。相反，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是千里眼。同样一个“树”字，头脑还健全而简单的人听了立刻会看到整棵的树：透明和摇曳的叶子形成一个大圆盖，黝黑的枝条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皱痕累累的树身隆起一条条粗大的筋络，树根深深的埋在泥卑抵抗狂风暴雨，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目前；他们的思想决不把事物简化为一个符号与数字，而是给他们一个完整与生动的景象。他们能毫无困难的保留形象，毫不费力的召回形象；他们会选择形象的耍点，并不苦苦追求细节：他们欣赏他们心目中的美丽的形象，用不着那么紧张的把形象扯下来抛到外面去，象从身上揭掉一块活剥鲜跳的皮似的。他们画画，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观众对着画布或壁画观赏形体的时候，早已在自己心中见过，一看就认得。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的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出活的图画来。

你们看看服装吧，差别有多大！我们穿的是长裤，外套，阴森森的黑衣服；他们身上却是盘金铺锈的宽大的长袍，丝绒或绸锻的短褂，花边做的衣领，刻花的剑和匕首，金绣、钻石，插着羽毛的小圆帽。所有这些华丽夺目的装饰，如今只有妇女才用，当时却用在缙绅贵族的衣服上那些光怪陆离的赛会，每个城市都有的入城典礼，马队游行：那是上至诸侯，下至平民，人人喜爱的娱乐。

米兰公爵迦莱佐·斯福查一四七一年访问佛罗棱萨，带着五百武士，五百步兵，五十名穿绸著缎的当差，二千个贵族和随从，五百对狗，无数的鹰；路费花到二十万金杜加。圣·西施多红衣主教比哀德罗·利阿利奥，款待一次法拉拉公爵夫人，花了二万杜加；然后他游历意大利，随从的众多，场面的豪华，人家竟以为是他的哥哥教皇出巡。洛朗·特·梅提契在佛罗棱萨办一个化装大会，表演古罗马政治家加米叶的胜利。大批红衣主教都来参观。洛朗向教皇借一头巨象，因为象在别的地方，教皇送了三只豹来，还为了身分关系不能来参加盛会，表示遗憾。吕克雷斯·菩尔查进罗马的时候，带着两百个盛装的女官，骑着马，每人有一个绅士陪随。贵族和诸侯们的威武的姿态，服装，排场，给人的印象好比一本正经的演员排着仪仗游行。从编年史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只想及时行乐，把人生变做一个盛会。他们觉得为别的事情操心是冤枉的；最要紧的是让精神，五官，尤其眼睛，得到享受，豪华的大规模的享受。的确，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对政治与慈善事业的关切，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国会，没有会议，没有报纸；出众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什么议论纷纭的群众需要领导，不必考虑公众的意见，参加沉闷的辩论，提供统计的数字，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打主意。意大利的统治者都是些小霸王，权力靠暴力夺取，也靠暴力保持。他们空闲的时间就叫人建筑，画画。富翁与贵族同霸主一样只想寻欢作乐，罗致美丽的情妇，雕像，图画，华丽的脤装，安插一些间谍在霸主身边，打听有没有人告密，想杀害他们。

他们也不为宗教烦恼或操心；洛朗·特·梅提契，亚历山大六世，或路多维克·斯福查的朋友们，不想办什么传道团体去感化异教徒，筹募基金去教育群众，提倡道德；那时意大利人对宗教非但不热心，而且还差得远呢。马丁·路德满怀着信仰，诚惶诚恐的来到罗马，结果大为愤慨，回去说：“意大利人目无神明达于极点；他们嘲笑纯正的宗教，挖苦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样样相信圣经……他们上教堂的时候有句话：我们去迁就一下群众的错误吧。——他们还说：倘若我们每件事情相信上帝，那就苦死了，不会有快乐的时候了。我们只要顾着体统，不应该样样相信。”——的确，群众的气质就是异教徒；而有教养的人是因为受了教育是迷信。平民害怕圣·安东尼和圣·赛巴斯蒂安远过于基督，因为那两位圣徒会叫人生疮。所以禁止小便的地方，墙上都画着圣·安东尼的像，手里拿着火枪。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极端迷信之中，不知道上帝的训戒，不信肉体的复活，灵魂的永生，只怕暂时的创伤。”——很多哲学家，或是暗地里，或是半公开的反对神的启示和灵魂的不灭。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到处受人厌恶。诗人如阿里欧斯托，處尼斯的路多维契，波尔契，都在作品中猛烈攻击僧侣，用大胆的隐喻反对教义。波尔契写了一首诙谐诗，每章开头都放一句“和撒那和一段弥撒祭的经文。他解释灵魂怎样进入肉体，说好比把糖酱包在一块热腾腾的白面包里。灵魂到了另一世界又怎样呢？“有人以为能找到美味可口的小鸟，剥光了的莴雀，软和的床铺，为了这缘故，他们才亦步亦趋的跟着修道士走。但是，亲爱的朋友，一朝进了黑暗的山谷，我们再也听不见‘荣耀吾主’的歌声了。”

当时的道学家和传教师，如勃罗诺和萨佛那罗拉，对这种无神论和纵欲的生活大声呵斥。统治过佛罗棱萨三、四年的萨佛那罗拉对市民说：“你们的生活和猪一样，只知道睡觉，嚼舌，闲逛，纵酒，淫乐。”固然，传教师和道学家说话有心粗声大气要人听见，不免把话说得过分一些；但不论打多大折扣，总还留下些事实。从一般贵族的传记中，从诖拉拉和米兰的公侯们或是无耻的或是精益求精的娱乐中，从梅提契一家在佛罗棱萨的讲究的享受或放肆的淫欲中，可以看出他们作乐的程度。梅提契家族是银行家出身，一部分靠武力，大部分靠才干，当了行政长官，独霸一方。他们养着一批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叫人在爵府里画神话中打猎和爱情的故事；在图画方面，他们喜欢但罗和包拉伊乌罗的裸体，提倡风流逸乐，助长异教的巨潮。所以他们容忍画家们荒唐。你们都知道弗拉·菲列波·列比拐逃修女的故事，亲属出头控诉，梅提契一笑置之。另外一次，列比替梅提契家画画，因为一心在情妇身上，被人锁在屋内，逼他完工；他把床上的被单拧成索子，从窗口吊下去逃走。最后，高斯摩说：“把门打开；有才的人是天国的精华，不是做苦工的牲口；既不应该幽禁他们，也不应该勉强他们。”罗马的情形更糟：“我不便叙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行乐，那只能在他典礼官蒲卡尔特的日记中看；关于帕利阿卑和酒神的庆祝会，只有拉丁文好描写。雷翁十世原是一个趣味高雅的人物，爱好优美的拉丁文和措辞巧妙的短诗；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逸乐，不图肉体的畅快。在他身边，培姆菩，摩尔查，阿巴巴罗，甘尔诺，许多诗人，音乐家，清客，过的生活都不足为训，写的诗往往还不止轻佻而已；红衣主教皮皮埃型为教皇上演的一出喜剧叫做《卡朗特拉》，如今就没有一家戏院敢上演。雷翁十世叫人把请客的菜做成猴子和乌鸦的模样。他养着一个小丑玛利阿诺修士，胃口惊人能一口吞一只白煮的或油炸的鸽子，据说他能吃四十个鸡子和二十只鸡。”雷翁十世爱狂欢，爱异想天开和滑稽突梯的玩艺儿；活泼的幻想和象动物那样的精力，在他身上和别人身上一样过剩；他最高兴穿着长靴，套着踢马刺，到契维大·凡契阿一带荒野的小山上去打野猪麋鹿；他举行的赛会也不比他的日常生活更合乎教士身分。后面我要引用一个亲眼目睹的证人，法拉拉公爵的秘书的描写。把雷翁十世的娱乐和我们的娱乐作一对比，可以看出规矩体统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扩大了多少，强烈与放肆的本能减缩了多少，活泼的想象力如何屈服于纯粹的理智；也可以看出那个半异教的，完全肉感而画意极重的时代，精神生活不压倒肉体的时代，距离我们多么远。

教廷应该是意大利最严肃最庄重的宫廷，而狂欢节竟用这一类方式作乐；宫中也举行“裸体”赛跑，象古希腊的体育竞赛一样；也有帕利阿卑庆祝会，象古罗马帝国的圆场中举行的一样。——既然想象力都集中于刺激感官的场面，既然一个时代的文化以行乐为人生的目的，既然他们能完全摆脱政治上的操心，工业界的动荡，道德的顾虑，因而不象我们念念不忘于实际利益与抽象观念；那末一个艺术天赋优厚而修养广博的民族，能欣赏并创造那种表现形象的艺术而达于登峰造极之境，也就不足为奇。文艺复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介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介乎文化幼稚与文化过度发展之间，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观念世界之间。人已经不是一个粗野的肉食兽的动物，只想活动筋骨了；但还没有成为书房和客厅里的纯粹的头脑，只会运用推理和语言。他兼有两种性质：有野蛮人的强烈与持久的幻想，也有文明人的尖锐而细致的好奇心。他象野蛮人一样用形象思索，象文明人一样懂得布置与配合。象野蛮人一样，他追求感官的快乐，象文明人一样，他要求比粗俗的快乐高一级的快乐。他胄口很旺，但讲究精致。他关心事物的外表，但要求完美。他固然欣赏大艺术家作品中的美丽的形体，但那些形体不过把装满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形象揭露出来，让他心中所蕴蓄的暧昧的本能得到满足。

第五章 次要形势（续2）

现在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卓越的图画才能以人体为主要题材；由于什么经验，什么习惯，哪一种热情，人会对肌肉感到兴趣；为什么在广大的艺术园地中，他们的眼睛偏偏注意健康，强壮，活泼的形体，为后代的人再也找不到，或者只能根据传统抄袭的形体。

为了解这些问题，我已经叙述过当时人的精神状态，现在要给你们指出当时人的性格属于哪一类。所谓精神状态是指一个人的观念的种类，数量，性质。观念仿佛家具，头脑中的家具象宮殿中的家具一样不难更换。我们毋须惊动建筑物，尽可放进别的帐幔，别的酒架，别的铜器，别的地毯；同样，用不着接触心灵的内部结构，我们可以放进别的观念；只要换一个处境或者换一种教育就行。人的观念各各不同，看他是无知识的人还是文人，是平民还是贵族而定。——但人身上还有比观念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结构，也就是他的性格，换句话说是他天生的本能，基本的嗜好，感觉的幅度，精力的强弱，总之是他内部动力的大小和方向。为了使你们看到意大利入心灵的深刻的结构，我要把产生这结构的时势，习惯，需要，揭露出来；你们看了结构的过程，比单知道结构的定义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那时意大利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稳定而长久的太平，没有严正的司法，不象我们有警察保护。那种极度恐慌的情绪，混乱与强暴的社会，我们不大容易想象，因为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太久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宪兵与警察，反而觉得他们给人麻烦多，好处少。街上一只狗碰断了腿，十来个人围拢一看，就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走过来叫道：“诸位先生，集合是禁止的，散开散开。”我们觉得这种干涉未免过分，心里生气，可忘了就是这些留着小胡子的家伙，使最有钱的人和最弱小的人都能半夜里不带武器，太平无事的在僻静的街上单身行走。假定没有他们，或是在一个警察没有力量或不管事的地方，情形怎么样呢？例如澳洲和美洲的金矿区，大批淘金的人挤在那里，还不曾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只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倘若怕受攻击与侮辱，或者受到攻击与侮辱，唯一的办法是向对方一枪打去，对方也马上回敬，有时还有邻居参加。生命财产时时刻刻需要保护，四面八方都有强暴的突如其来的威胁。

一五〇〇年左右的意大利，情形与此相仿。在我国，规模庞大的政府四百年来日趋完善，认为它最低限度的义务不但要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财产，还得保障每个人的休息与安全。当时的意大利根本不知道这种组织；国君是小霸王，政权普遍都用暗杀和毒药夺来，至少也是用暴力与阴谋。他们唯一的心事当然是保持政权；人民的安全是不大管的。人只能想法自卫，自己动手报仇；倘使有个倔强的债务人，或者路上碰到一个蛮横的家伙，或是认为某人对自己不利或者抱着敌意，就得把对方解决，愈早愈好。

例子多得很，只要翻翻当时的笔记，就知道私斗和亲自动手的习惯多么根深蒂固。

斯丹法诺·特·英番絮拉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二十日，罗马城中大为骚扰，所有的商人都关上铺子。在田里或葡萄园中做活的人急急忙忙赶回家，不论本地人外乡人，都赶紧拿起武器来，因为传说教皇伊诺桑八世确实是死了。”

这一下，十分脆弱的社会纲纪解体了；入又回到野蛮状态；个个人都想趁此机会摆脱仇家。便是平日，暴行虽则少一些，残酷的程度还是一样。高龙那和奥尔西尼的私斗，竟蔓延到罗马城外。他们家里养着武装的打手，又召集庄园上的农夫，到仇家田地上去抢掠；即使休战，为时也极短，每家的首领一面披上锁子甲，一面派人报告教皇，说敌人先动手。

“便是罗马城内，白天和黑夜都有不少命案，没有人被谋杀的日子是难得的……九月三日，一个叫做萨尔华陶的攻击仇家贝尼阿卡杜多，虽然他们已经交了五百杜加保证金讲和。”

这是说他们两人都交了五百杜加，首先破坏休战的一方就要损失这笔保证金。用这个方式保证诺言在当时极为普通；除此以外，无法维持公众的安宁。彻里尼在他的账簿上亲笔写着：“今天，一五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我贝凡纽多·彻里尼，出了监狱，跟仇家讲明休战一年。我们每人交了三百元保证金。”但金钱的担保并不能约束暴烈的性子和强悍的风俗。所以萨尔华陶仍旧去攻击贝尼阿卡杜多，“戳了两剑，对方受了重伤，终于死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藐视法官太甚，不能不引起他们干涉，群众也来参预，大致同今日加利福尼亚所实行的私刑相仿。在新设立的殖民地上，命案太多的时候，城里一些做买卖的和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带着热心的群众跑去逮捕凶犯，把他当场吊死。同样，“九月四日，教皇派他的侍从带着官吏和群众去拆毁萨尔华陶的屋子。他们拆了屋子，当天又把萨尔华陶的兄弟哲罗姆吊死，”大概因为没有抓到萨尔华陶本人。在群情汹涌，人人动手的场合，每个人都要受家属牵连。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举出四五十个。当时的人动武成了习惯，不仅平民，连一般地位很高或很有修养的人，也做出榜样来影响大众。琪契阿提尼说，有一天，法国国王委派的米兰总督德利维斯，在菜市上亲手杀了几个屠夫，因为“他们那种人素来蛮撗，竟敢抗缴不曾免除的捐税”。现在你们看惯艺术家安分守己，晚上穿着黑衣服，打着白领带，斯斯文文出去交际。但在彻里尼的回忆录中，艺术家同闯江湖的军人一样好勇斗狠，动不动杀人。有一天，拉斐尔的一般学生决意要杀死罗梭，因为他嘴皮刻薄，说拉斐尔的坏话；罗梭只得离开罗马；一个人受到这种威胁，不能不赶快上路。那时只要一点儿极小的藉口就可以杀人。彻里尼还讲到华萨利喜欢留长指甲，有一天和徒弟玛诺同睡，“把他的腿抓伤了，睡梦中以为给自己搔痒；玛诺为此非要杀华萨赳不可。”这真是小题大做了。但那个时代的人脾气那么激烈，打架那么随便，一下子会眼睛发红，扑到你身上来。斗兽场中的牛总是先用角撞；当时的意大利人总是先动刀子。

所以置马城内城外经常看惨事：刑罚跟东方专制国家的差不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华朗蒂诺阿公爵，风雅俊美的赛查·菩尔查，肖像至今挂在罗马的菩该褰画廊里；你们去数数他犯的命案吧，倘使数得清的话。他趣味高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喜欢宴游行乐，欣赏风雅的谈话；细腰身穿着黑丝绒短褂，一双手非常好看，眼神安静，完全是大贵族的气派。但他令人畏惧，往往亲手杀人，不是用剑，就是用短刀。

蒲卡尔特在日记中说：“第二个星期日，有人戴着面具在城关说侮辱华朗蒂诺阿公爵的话。公爵知道了，叫人抓来，割下他的手和半段舌头，再把舌头缚在小指头上，”大概算立个榜样。另外一次，象法国一七九九年代的烧脚党，“公爵手下的人用绳子扣着两个老人和八个老婆子的胳膊，吊在空中；在此之前，先烧那些老人的脚，逼他们说出藏金所在，他们或是不知道或是不肯说，所以被活活吊死。”

又有一次，公爵叫人带一批死囚到爵府的院子里，他穿着极漂亮的衣服，当着许多上流人物，亲自用箭把他们射死。“他还在教皇〔他的父亲〕的衣裙底下杀死教皇的宠臣逛罗多，血溅到教皇脸上。”他在自己家庭中也杀戮很多，他叫人把妹夫刺了几剑，教皇派人守着伤者，“可是公爵说：中午没有干掉，晚上再来收拾。果然有一天，八月十七，他闯进卧室；妹夫已经起床；他吩咐妻子和妹子出去，叫来三个凶手把妹夫勒死。”此外他还杀死同胞哥哥甘提亚公爵，叫人把尸首扔在台伯河里。经过官方几次调查，发见出事的时候河边上有个渔夫，问他为什么不报告罗马总督，他回答说：“用不着；因为夜里在同一地方丢入河里的尸首，他一生见过一百多，从来没有人过问。”

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菩尔查家族对下毒与暗杀有特殊的嗜好，特殊的本领；但意大利别的小邦，统治阶级的男男女女也好杀成性，不愧和菩尔查家族生在同一时代。法安查的霸主有些事情引起妻子的嫉妒；妻子藏了四个凶手在床下，等他睡觉的时候出来袭击；他猛烈抵抗，他妻子跳下床来，抓起床头的匕首从背后把丈夫杀死。她为此被驱逐出教；她的父亲托洛朗·特·梅提契说情，因为他在教皇前面极有势力，要求撤销教会的处分；辩解的理由有一条是他“要替女儿另找一个丈夫。”一刺死米兰公爵迦莱佐的三个青年，平时常读普卢塔克的《名人传》；其中一个在行刺时被杀，尸首给拿去喂猪；其余两个被分尸以前，说他们杀死公爵是因为“他不但污辱妇女，还宣扬她们的耻辱”，因为“他不但杀人，还用奇奇怪怪的毒刑。”在罗马，雷翁十世差点儿被几个红衣主教谋害，他们买通教皇的外科医生，打算在替他包扎瘘管的当口把他毒死；结果主谋的班脱鲁契红衣主教被处死刑。再看统治里米尼邦的玛拉丹斯大一家，或者法拉拉的埃斯德一家，凶杀与下毒同样成为门风。——佛罗棱萨好象是一个比较上轨道的城邦，领袖是梅提契家的子孙，聪明，豪爽，正派，可是佛罗棱萨的全武行同你们刚才听到的一样野蛮。巴齐一族因为权势都落在梅提契家，气愤不过，约同比萨的总主教谋杀梅提契家的两兄弟，于里安和洛朗，教皇西克施德四世也参预其事。他们决定在圣·雷巴拉大教堂的弥撒祭中动手，以祭献礼为号。同党庳堡厘用匕首杀了于里安；法朗采斯谷·特·巴齐还发狂一般戳于里安的尸首，甚至伤了自己的大腿；接着他又杀了梅提契家的一个朋友。洛朗也受伤了，但他勇敢非凡，还来得及拔出剑来，把大氅卷在臂上当盾牌：所有的朋友都围在他身边，用剑或身体保护他退到法衣室。同时，巴齐家其他三十个党羽，由比萨总主教率领，已经攻进市政厅去占领政府。但总督上任的时候把所有的门都做着机关，一关上，里面无法打开；因此那些党羽象进了耗子笼一样。民众拿着武器从各处赶到，捉住总主教，让他穿着庄严的法衣吊死在主谋法朗采斯谷·特·巴齐旁边；总主教狂怒之下，虽然快吊死了，还挨过身去拼命咬同党的肉。“巴齐家族和总主教家族大概各有二十人被剁成几块，爵府的窗上一共吊死六十个人。”一个名叫安特莱阿·特·卡斯大诺的画家，被找去画这个大规模吊死的场面，后来竟得了个绰号，叫做画吊死犯的安特莱阿。据说这个画家也是一个杀人犯，因为一个朋友偷了他画油画的秘诀，把朋友杀了。

类似的情形在那时的历史上太多了，讲也讲不完；但我还要举出一桩来，因为其中的人物下面还要出现，而且讲的人是马基雅弗利：“番尔摩的奥利凡雷多小时候父母双亡，由母舅乔凡尼·福利阿尼抚养长大。”后来他跟着几个哥哥学武艺。“因为天资聪明，身体强壮，人又勇敢，很快就成为部队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他羞与普通人为伍，决意叫几个番尔摩人帮忙，夺取政权。他写信给舅舅，说离乡日久，想回来探望舅舅，看看本乡，同时看看他祖传的产业。还说他所以不辞劳苦想走一遭，无非是衣锦荣归之意，让本乡人看到他不是在外虚度光阴；他要带一百骑兵同来，都是他的朋友和仆从，希望舅舅叫地方上体体面面的接待他，那不但对他奥利凡雷多面上好看，而且也是从小抚养他的乔凡尼的光彩。乔凡尼照信上说的一一办到，叫番尔摩的市民热烈欢迎，还留他在自己家中住下……过了几天，奥利凡雷多把事情布置定当，便举行一个隆重的宴会，把乔凡尼和当地的名流统统请去。席终他故意提到一些重大的事情，谈着教皇亚历山大父子的权势和他们的作为，忽然站起身来，说这样的题目应该换一个机密的地方去谈。他走进一间屋子，乔凡星和其余的人都跟着。刚刚坐定，就有伏兵从屋子隐处跑出来，把乔凡尼和其余的人一齐杀死。随后奥利凡雷多骑马进城，到市政厅去袭击首席执政；居民吓得不敢不服从，由他组织政府，当了领袖。凡是心中不满而可能对他不利的人都被他杀了……不出一年，他声势浩大，所有的城邦都怕他。”

这一类的行动屡见不鲜，赛查·菩尔查一生的事迹都是这样，教廷收服罗马涅邦的经过无非是一连串的奸计和凶杀。——这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每个人都由着性子去攻击别人或是保护自己，把自己的野心，恶毒，仇恨，贯彻到底，既不怕政府干涉，也不怕法律制裁。

可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和中世纪欧洲的极大分别，是在于意大利人有高度的文化。关于这个优美的文化，你们前面已经见过各种证据。一方面，态度已经很文雅，趣味已经很高尚，另一方面，性情脾气仍旧很凶暴：两者成为一个极奇怪的对比。那些人都是文人，鉴赏家，上流人物，礼貌周到，谈吐隽雅；同时又是武士，凶手，杀人犯；他们行动象野蛮人，推理象文明人，可以说是聪明的豺狼。一：倘使豺狼能对它的同类作一番研究功夫，可能定出一部杀人犯专用的法典。意大利的情形正是如此。哲学家们把目睹的事实归纳为理论，结果竟相信，或者公开的说，要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和成功，非凶恶不可。这些理论家中最深刻的一个是马基雅弗利〔一四六九——一五二七〕，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是正派的爱国的人，有很高的天才，写了一部书叫做《论霸主》，说明奸诈和凶杀是正当的，至少是许可的。说得更正确些，他既没有许可，也没有辩护；他无所谓义愤，把良心问题搁在一边；他只用学者和洞达人情世故的专家身分来分析，解释；他提供材料，加上按语；他给佛罗棱萨的执政们寄去许多报告，内容充实，确切，口气安详，好象讲一次成绩很好的外科手术。有一份报告的题目是：

“诸位大人，我叙述大部分西尼迦利亚事故的信件，既然尊处没有全数收到，我认为有详细重述的必要；诸位大人一定会感到兴趣，因为那件事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少有的，值得纪念的。”

华朗蒂诺阿公爵〔即赛查·菩尔查〕被那几位诸侯打败了，无力报复。他讲了和，许下不少愿，给他们一些好处，说尽好话，和他们结为同盟，最后想法叫他们建议为一件共同的事举行一次会谈。他们心中畏惧，拖延很久。他却指天誓日，把话说得非常动听，装做非常和善，忠诚，竭力迎合他们的希望和贪心，他们终于来了，当然还带着军队。公爵为了隆重招待，请他们到他西尼迦利亚的爵府中去。他们骑着马进去，公爵出来迎接，殷勤备至；但等到“他们一齐下马，跟着他进入一间密室，就被监禁起来。公爵立即上马，下令搜劫奥利凡雷多和奥尔西尼两家的随从。可是公爵的兵抢了奥利凡雷多的来人还嫌不够，在西尼迦利亚本地也开始據掠；要不是公爵杀了许多人镇压，那些兵竟会把西尼迦利亚洗劫一空的。”

小家伙跟大人物一样是土匪行径；到处是暴力世界。

“到了晚上，骚乱平复，公爵认为是杀维丹罗佐和奥利凡雷多的时候了，吩咐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去绞死。维丹罗佐请人转求教皇赦免他的全部罪恶。奥利凡雷多哭着把所有损害公爵的事推在维丹罗佐身上。巴果罗和葛拉维那公爵暂留性命，到一月十八，公爵知道教皇把佛罗棱萨的总主教，红衣主教奥尔西诺和圣达·克罗斯的约各波一齐抓住的消息，才把他们在比埃佛古堡如法泡制的绞死。”

这不过是一段叙述；马基雅弗利不以揭露事实为限，还在别的地方归纳出结论来。他仿效塞诺封写《居鲁士》的体裁，写了一部半真实半虚构的书，叫做《卡斯脱罗契奥·卡斯脱拉卡尼传记》，把书中的主人翁作为模范霸主介绍给意大利人。卡斯脱罗契奥是两百年前一个孤儿出身，后来做了吕葛和比萨两地的君主，实力足以威胁佛罗棱萨。他做过“许多事，以性质与成就而论可以作为伟大的榜样……他给后世留下很好的印象，朋友们对他的惋惜，超过任何时代的人对君主的惋惜。”这位如此受人爱戴，值得永远景仰的英雄，做过下面那样一件高尚的事：

吕葛的包琪奥家族起来反抗卡斯脱罗契奥，包琪奥族中有一个“年纪很大而性情和平”的人叫做斯丹法诺，出来劝阻叛徒，答应由他调停。“叛徒便冒冒失失的放下武器，正如他们冒冒失失的起事一样。”卡斯脱罗契奥从外地回来，“斯丹法诺相信他会感谢自己，就去看他，不是为他自己求情，认为那是用不着的，而是为了族中的人，求卡斯脱罗契奥念他们年轻，看在历史悠久的友谊份上，看在他至逝塍罗契奥受过包琪奥家好处份上，原谅他们。卡斯脱罗契奥的回答非常客气，要斯丹法诺放心，表示他因为乱事平静所感到的安慰，远过于乱事爆发所给他的烦恼。他要斯丹法诺叫包琪奥家的人一齐来，说他感谢上帝让他有机会表现他的宽宏大量。他们信了斯丹法诺和卡斯脱罗契奥的话，全部来了！而他们，连同斯丹法诺在内，统统被抓起来处死。”

马基雅弗利心目中的另外一个英雄便是赛查·菩尔套，当时最大的杀人犯，最阴险的权奸，他那一行中最厉害的角色。他看待和平好比休隆人和伊罗夸人看待战争，认为掩饰，作假，欺诈，埋伏，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一桩功业。他把这些手段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连他的家属与亲信在内。有一天，为了要遏止关于他行为残酷的传说，叫人逮捕他派在罗马涅的总督，雷米罗·特·奥尔谷。奥尔谷替赛查立过大功，靠了他的力量，罗马涅全境才能安静无事。第二天，雷米罗·特·奥尔谷的身体在广场上切成两段，旁边放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罗马涅的居民看了又高兴又害怕。公爵叫人传话，说雷米罗在地方上太严厉，所以加以惩罚，表示赛查自己是保护庶民，执法如山的仁爱的君主。下面是马基雅弗利的结论：

“人人知道，一个君主能够守信，待人光明正大而不奸诈阴险，是值得赞美的。可是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凡是成大事的君主都不以信义为重，而是用奸诈的方法迷惑一般人的头脑，把那些始终守信的人消灭掉……谨慎的国君看到守信于己有害，或者许诺的动机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就不能够或不应该信守诺言。何况身为君主，永远不会缺少正当的理由掩盖他的失信。最要紧的是掩盖的巧妙，做一个高明的骗子和高明的作假的人。一般人头脑简单，只顾眼前的需要，所以骗子总能够找到受骗的人。”

不消说，这一类的风俗，这一类的格言，对人的性格影响很大。先是社会上没有法律没有警察，到处是杀人放火的暴行，残酷的报复，为了求自己生存而不能不教人害怕，时时刻刻需要行凶动武：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的性格锻炼得非常坚强，惯于当机立断，铤而走险；他一定耍能当场杀人或者派人下手。

其次，人老是在极大的危险中过生活，充满惊慌和激昂的情绪，来不及把自己微妙的心情细细辨别；他没有那种好奇而冷静的批评精神。在他心中泛滥的情绪是强烈的，简单的，受威胁的不限于他一部分的声望或一部分的财产，而是他整个的生命以及家属的生命。他可以从天上直掉到地下，象雷米罗，包琪奥，葛拉维那，奥利凡雷多那样，一觉醒来已经在刽子手的刀下或绳索之下。生活惊险，意志紧张。那时人的精神要强得多，能够发挥全部作用。

我想把这些特性集中起来，让你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非抽象的观念。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他亲自写的回忆录，文笔非常朴素，所以特别发人深省；而且比一部论文更能表达当时人的感受，思想与生活方式，使你们觉得历历如在目前。暴烈的脾气，冒险的生活，自发而卓越的天才，方面很多而很危险的才干，凡是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一面为害社会一面产生艺术的要素，可以说被贝凡纽多·彻里尼概括尽了。

在他身上，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强大的生命力，坚毅与勇敢的性格，敢作敢为的独创性，当机立断，孤注一掷的习惯，做事与受苦的极大的能耐；总之他的完整的气质有一股不可克服的力量。那竟是一头精壮的野兽，好勇斗狠，经得起打击，受过中世纪粗暴风俗的锻炼，不象我们因为承平日久，有警察保护而变得萎靡软弱。贝凡纽多十六岁，他的弟弟彻契诺十四岁。有一天彻契诺受了一个青年侮辱，约他决斗。双方到城门附近拔剑交锋；彻契诺打落了敌人的武器，刺伤了敌人，继续攻击；不料对方的家属赶来，有的拿剑，有的拿石头，一齐动手，于是彻契诺也受伤倒地。彻里尼〔贝凡纽多〕便冲过去拾起兄弟的剑抵往敌人，尽量躲着石头，寸步不离的守着兄弟，他差不多要被人杀死了，幸而有几个兵走过，佩脤他勇敢，把他救了出来，他才背着兄弟回家。象这一类顽强的表现，他不知有过多少。一二十次性命出入的危险都被他逃过，也是奇迹。他走在街上，走在野外的大路上，手里老是拿着剑或者火绳枪，或者匕首，以便对付仇家，散兵，强盗，以及各种敌人。他保卫自己，但攻击的时候更多。这些险事中最惊人的一桩是逃出圣·安旦古堡；那是他犯了一件命案关进去的。他用被单拧成索子，从极高的墙上挂下来，遇到一个巡兵，巡兵看了彻里尼的满面杀气心中害怕，假装没有发觉。彻里尼用一根梁木爬上第二道围墙，用剩下的索子吊出去。这一回索子太短，他掉在地上，跌断小腿；胡乱包扎了一下，流着血爬到城门口，城门还没有开，他用匕首在底下掘地洞过去；一群狗冲过来，他杀了一只，遇到一个挑夫，求他背到他的朋友，一个外邦的大使家里。教皇答应赦免，彻里尼以为太平无事了；不料忽然又被抓去，关进臭秽不堪的地牢，一天只有两小时照到日光。刽子手进来预备动手，看他可怜，放过他那一天。从此以后，人家不过关着他，不再要他性命。可是地牢里到处出水，睡的草垫烂了，腿上的伤始终不收口。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强壮的体格居然撑持到底。他的身体和精神好象是云斑石花岗石做的，而我们的身体只是石灰和石膏做的。

但他的禀赋之厚同他的体力一样可观。再没有比这些新生的徤全的心灵更灵活更饱满的了。他在家庭里就看到榜样。他的父亲是建筑师，素描很好，热爱音乐，能拉三弦提琴，能唱歌；能制造出色的木风琴，键盘琴，三弦提琴，六弦琴，竖琴；擅长刻象牙，造机器的手段很巧妙，在爵府的乐队中吹木笛；懂得一些拉丁文，也能作诗。那个时代的人全是多才多艺的。雷奥那多·达·芬奇，毕克·特·拉·米朗多拉，洛朗·特·梅提契，雷沃·巴蒂斯大·阿尔倍蒂和一般卓越的天才，固然不用说；便是大大小小的生意人，修士，工匠，单单由于兴趣与习惯而精通的某些专业和娱乐，也比得上现代修养最高，禀性最聪明的人的水平。避星里便是其中之一。他不由自主的成为吹笛子和小喇叭的能手，因为他最讨厌这些练习，只是为了顺从父亲而勉强学的。除此以外，他很早就是出色的素描家，金银工艺家，金银镂刻家，珐琅工艺家，雕塑家和浇铸家。同时他是工程师，能做兵器，造机械，筑城墙；在枪炮的操纵，瞄准，上弹药方面，都胜过内行。波旁王室的将领围攻罗马，他用大炮轰击，给围城的军队受到很大损失。他射击火绳枪的本领也很高明，曾经打中法国的统帅。他自造武器，自制火药，在两百步以内能用枪弹打鸟。他最会创新，在一切艺术一切工艺中都发见一些特殊的方法，作为他的秘诀，“得到所有的人赞美”。那是大发明的时代；一切都出于自生自发，没有一样事情墨守成规，人的想象力那么丰富，任何东西一经他们的手不可能不面目一新。

既然天赋如此优厚，如此多产，既然各种能力如此活跃，用得如此正确，既然人的活动如此持久而规模如此伟大，日常的心境当然是兴高采烈，精神饱满了。彻里尼在惊心动魄的事故以后出门旅行，他说他一路上“只是唱歌，欢笑”。精神振作得这样快，在意大利是常见的，尤其那个时代，人的心情还简单。彻里尼说：“我的姊姊利贝拉大和我两人，为了我们的父亲，姊妹，她的丈夫，还有她死了的一个小儿子，悲伤了一阵，她就去准备晚饭。整个黄昏，我们再也不提死人，只谈各种开心快活的事，一顿饭吃得非常痛快。”他在罗马过着打架和袭击铺子的生活，受着暗杀和下毒的威胁，却照样酒食征逐，参加化装大会，或者发明一些滑稽的玩艺儿。他谈恋爱的方式极其放肆，极其露骨，毫无温柔和幽密的气息，正象同时代威尼斯和佛罗棱萨画上的裸体。你们还是读他的原作罢，内容太赤裸裸了，不便公开叙述；但也不过是赤裸裸而已，并没有低级趣味或异想天开的猥亵，人只想笑个痛快玩个痛快，这是他天性的倾向，好比水顺着山坡流去一样；精神的健康，完整，年轻的感官的健康，动物式的充足的劲道，在作品与行动中发泄，也在肉欲中发泄。

这一类精神与肉体的结构，自会产生以上描写的那种活泼的幻想。这样的人看事物不象我们限于局部，借助于语言，而是包括全部，借助于形象。他的观念不象我们的观念经过支解，分类，固定为抽象的公式；而是整个儿涌现出来，色彩鲜明，生动活泼。我们是推理，他是观看。所以他往往有幻觉。头脑那么充实，装满五光十色的形象，永远在沸腾，在兴风作浪。贝凡纽多象儿童一样相信某些事情，他的迷信跟无知识的平民没有分别。有个人叫做比哀利诺，说贝凡纽多和他家里人的坏话，怒气冲冲的嚷道：“我说的要不是事实，就叫我的屋子坍在我头上！”几天以后，他的屋子果然倒坍，压断了他的腿。贝凡纽多认为是天报应，惩罚比哀利诺的说谎。他一本正经的讲起在罗马认识一个魔术师，一天晚上带他到斗兽场去，把药粉撒在炭火上，念着咒语，场中立刻站满魔鬼。显然那天他是有了幻觉。在监牢里，他头脑老是骚扰不宁；因为全副精神集中在上帝身上，他才不曾为了伤口和恶劣的空气送命。他长时期和他的守护神谈话，希望看到太阳，不是在梦中见到就是实际见到，而有一天果然面前出现一个辉煌灿烂的太阳，中间走出基督，圣母，对他作着慈悲的手势，他把天堂和上帝的宫廷统统看到了。这是意大利人常有的幻象。过了一辈子荒唐和激烈的生活，有时就在纵欲与犯罪的高潮上，人忽然变了。“法拉拉公爵得了重病，四十八小时不能小便，就向上帝求救，叫人把到期的薪水全部发放。”埃尔居尔·特·埃斯德通宵达旦痛饮过后，带着手下一群法国乐师去唱圣诗；他在出卖二百八十个囚徒以前，把他们挖去一只眼睛或者割掉一只手，可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亲自替穷人洗脚。教皇〔六世〕听到儿子被杀的消息，捶胸大哭，当着一大群红衣主教忏悔他的罪恶。那时想象力不是在寻欢作乐方面活动，而是在恐惧方面活动了；并且由于类似的作用，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宗教形象，和另一时间的肉欲的形象一样强烈。

头脑既这样骚乱，控制一切而令人盲目的形象又利用内部的激荡震撼全部身心，便产生一种为当时人所特有的行动。那是强悍的，无法抑制的行动，会突然不顾一切，冲向极端，冲向战斗，必杀，流血。这一类的风暴和霹雳，贝凡塵皇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他和两个与他竞争的金银工艺家结了仇，他们糟蹋他的名誉：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不理会他们的威胁……我正在说话，他们的一个堂兄弟，琪拉多·迦斯公蒂，也许受着他们唆使，趁一只驴子驮着砖头在我们旁边走过的当口，把驴子狠命推在我身上，我痛得不得了，马上掉过身子，看见他在笑，便狠狠一拳打在他太阳穴上，他马上倒在地下不省人事。我对他的堂兄弟们说：对付你们这批无赖，就应该这样！他们仗人多，做出要向我扑过来的样子，我不由得心头火起，扯出小刀对他们喝道：你们店里出走一个，就得派人去请忏悔师，请医生是没用的了。这几句话吓得他们没有一个敢挪动一下来救他们的堂兄弟。”

这一下，他被佛罗棱萨的司法机关“八人衙门”传去，罚了四斗面粉。

“我又气又恨，怒火中烧，象一条蝮蛇，决意拼着性命干一下……我等八位大人去吃饭。那时只剩我一个人，差役又不注意我，我就走出衙门赶回铺子，拿了匕首飞也似的跑去找敌人。他们正在吃饭。上回打架的祸首，年轻的琪拉多立刻向我扑来。我当胸一刀，从他的短褂，领围，衬衫中间直刺进去，但没有碰到皮肤，一点没有伤到他。当时我觉得匕首插进去那么容易，又听见衣服一层层裂开的声音，以为他受了重伤，他也吓得倒在地上。我嚷道：奸贼！我今天要把你们一齐杀死。屋子里的父母姊妹，以为最后审判到了，统统跪下讨饶。看他们不敢抵抗，琪拉多又倒在地上象死了一样，我觉得再碰他们也不体面，但余怒未息。当时我跳下楼梯。一到街上，他们家里别的人等着我，至少有十来个，有的拿着铁铲，有的拿着粗大的铁管，有的拿着槌子或铁砧，有的拿着棍棒。我象斗兽场上的牛一样直冲过去，一下子就撞翻四五个；我一路追赶倒下去的人，一面把匕首左右挥舞。”

他老是拳脚跟思想一起来的，象爆炸紧跟着火星一样。内心的骚动太强烈了，没有思考，恐惧和分辨是非曲直的余地；而头脑文明或性格冷静的人，就靠那些盘算和推敲，象一堆软绵绵的羽毛似的插在第一阵怒火和最后决定之间，起缓冲作用。一家乡村客店的主人因为不放心（那也不无理由），要贝凡纽多先付钱，再供食宿；于是贝凡纽多说：“我一刻都睡不着，整夜盘算如何报复。我先想放火，又想杀死马房里的好马。这都不难办到，但我和同伴要脱身就不那么方便。”最后他用刀子划破客店里四张床，撕破床上的被单。另外一次，他在佛罗棱萨把他的雕像《班尔赛》浇铜，忽然发高烧。他为了浇铸几夜不睡，又在炉旁受高温熏炙，以致筋疲力尽，好象快死了。他的仆人跑来，嚷着说铜像浇不成功。“我就狂叫一声，连七重天上都听得见；我跳下床去，抓起衣服一边穿一边把女佣人，男佣人，所有过来搀扶我的人，一阵拳打足踢。”又有一次他病着，医生禁止他喝水；女佣可怜他，给了他水。“后来人家告诉我，番利斯〔彻里尼金银工艺铺的合伙人〕知道了大吃一惊，几乎仰面朝天倒下去，他拿棍子把女佣大打一顿，叫着：嘿！奸贼！你想害他性命！”仆人动起手来也跟主人一样快，不但用棍子，还用刀剑。贝凡纽多关在圣·安日古堡的时期，他的徒弟阿斯卡尼奥遇到一个叫做米盖尔的人嘲笑他，说贝凡纽多死了。“阿斯卡尼奥回答说：他活着，你，你倒要死了！他说着向米盖尔头上砍了两刀，第一刀把他砍在地上，第二刀向旁边一滑，削掉他右手的三个手指。”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被贝凡纽多杀死或杀伤的有徒弟卢琪，妓女班德西莱亚，仇家庞贝依奥，还有一些客店老板，贵族，强盗，在法国，在意大利，到处都有。下面再举一件事，他描写心情的细节值得我们注意。

彻契诺的徒弟贝蒂诺·阿陶勃朗提被人杀了。

“我弟弟〔彻契诺〕知道了，发疯似的大叫一声，十里以外都听得见；接着问乔凡尼，‘你知道是谁杀的？’——乔凡尼回答说是一个拿大刀的兵，平顶帽上插着一根羽毛。我弟弟走到前面，照乔凡尼说的记号认出凶手，一阵风似的冲进巡逻队，势头凶猛无比，谁也来不及阻拦；他一剑戳进仇家的肚子，随手拿剑柄一撩，把那人撩在地上。接着又攻击别的巡兵，凭他那股狠劲，单是一个人就能把他们全部吓退，要不是一个火绳枪手为了自卫一枪打中我弟弟的右膝盖。勇敢而可怜的弟弟跌倒了，巡逻队也急忙溜走，唯恐再有第二个同样凶猛的敌手赶到。”

可怜的年轻人给抬到彻里尼的住处；当时的外科医生没有什么知识，做的手术没有成功。他死了。于是彻里尼怒不可遏，各种念头在他脑子里翻腾。

“我唯一的消遣是把杀我兄弟的火绳枪兵偷偸觑视，好象是‘我的情妇’一般。后来因为老是看到他，我变得神魂颠倒，吃不下，睡不着，情形愈来愈坏，我便决心摆脱这个烦恼，虽然行为不大体面也顾不得了。”

“我拿着一把象打猎用的那种大刀轻轻巧巧走近去，想用刀背砍下他的脑袋，不料他很快的掉过头来，只砍着他左肩，打断了骨头。他站起身子，把手里的剑掉下了，同时他痛得发慌，拔脚就逃。我追了四步就追上，因为他拼命低着头。我一刀正砍在他头颈和颈窝之间，深深的陷了进去，我用尽气力也拔不出刀来。”

这一下，案子告到教皇前面。但贝凡纽多进宫之前特意做了几件极精致的金银饰物。“我一进去，教皇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吓得我直打哆嗦；但他看了我的活儿，脸色慢慢开朗了。”另外一次，贝凡纽多犯了一桩更难饶恕的命案，被杀的人的朋友告诉教皇，教皇回答说：“你们应该知道，象彻里尼那样在他一门艺术里独一无二的人物，不应该受法律约束，尤其是他，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没有错。”可见杀人的习惯在当时的意大利如何根深蒂固。堂堂一国之君，又是上帝的代理人，居然认为一个人自己动手报仇是挺自然的，对待杀人犯不是满不在乎，就是宽大为怀，不是偏袒，就是饶恕。

这一类的风俗和思想对绘画发生好几种后果。第一，人的肉体和肉体活动的时候所显示的各种肌肉各种姿态，现在我们已经不认识了，因为看不见了或不注意了；但当时的人非关心不可：不论地位多么高，为了自卫，必须会武艺，会用刀剑，因此身体在活动或搏斗的场合所表现的一切形态，一切姿势，都无形中印在人的脑子里。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描写文雅的上流社会，曾经把有教养的人应当擅长的武艺，一桩一桩举出来。你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绅士所受的教育和所有的观念，不仅限于剑术教师的一套，还包括斗牛士，体育指导，骑师，侠客的本领：

“我要求我们的贵人骑术高明，不拘马鞍。意大利人出名会骑快马，尤其善于控制劣马，擅长马上马下的标枪比赛，所以我们的贵人在这方面应当在意大利人中称雄。”

“至于比武，比守卫战，比跳栏，他应当抵得上最高明的法国人……舞棍，斗牛，掷标枪，应当在西班牙人中違能……他也应当会跳会跑。另外一种高尚的游戏是网球，而马上跳跃的技术，我也认为不容轻视。”

这不是单纯的教训，不是谈话或书本中的空论，而是实际做到的；一般名流的生活习惯完全与此相符。被巴齐一党谋害的于里安·特·梅提契，他的传记作者不但佩服他做诗和鉴赏的才能，还赞美他搏斗，骑马和马上比枪的技术。那个大暗杀家大策略家赛查·菩尔查，身手同他的头脑与意志一样狠。看他的画像，他是个漂亮人物；看他的历史，他是个外交家；但写他私生活的传记还指出他是个江湖上的好汉，正如在他的原籍西班牙常见的那种人。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说：“他二十七岁，身体长得极美，他那个当教皇的父亲非常怕他。斗牛的时候，他在马上用长枪刺死六条牛，其中一条被他一枪就扎破脑袋。”

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对于一切肉体锻炼都有经验，都有兴趣；他们有充分的淮备能了解表现肉体的艺术，绘画与雕塑。一个伛偻的上半身，一条弯着的大腿，一条举起的手臂，一根凸出的筋，人体的一切姿势一切形态，会引起他们心中早已存在的形象。他们能够对四肢感到兴趣，天生会鉴别，而且是出于不知不觉的。

另一方面，社会上没有法律没有警察，人人过着战斗生活，经常有性命出入的危险，心中全是猛烈与单纯的情绪，所以容易在姿势与形体方面欣赏猛烈与单纯的气息。爱好的基础是同情，要一件有表情的东西使我们喜欢，必须那个表情符合我们的心境。

最后，由于同样的理由，感觉特别强烈，因为一切性命攸关的危险形成一股可怕的压力，使感受的机能受着抑制。而一个人越痛苦，越害怕，越难受，遇到发泄感情的机会就越高兴。心灵越是被强烈的不安和阴沉的念头缠绕不休，看到优美高雅的东西越快活。平日为了集中精力或为了作假而越紧张，越克制自己，一朝能尽情流露或松懈的时候越会得享受。担过严重的心事，做过恶梦以后，看见床头挂着一幅恬静而鲜艳的圣母，碗橱上摆着一个年富力强的少年人的雕像，眼睛特别舒服。那时他不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与人谈天，没有随时变化的题材让他痛快发泄；他只能默默无声的同形象与色彩交谈。正因为日常过着严肃的生活，受着许多威胁，不容易流露真情，所以从艺术方面得来的印象生动细腻。

让我们把这些特殊的性格集中起来，再从能够判断艺术的阶级中挑出两个人来考察一下，一个是现代的有钱而有教养的人，一个是一五〇〇年代的大贵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早上八点起床，披上便衣，喝过巧克力，走进书房，倘是个企业家就翻翻文件夹子，倘是个交际场中的人物就翻翻新出的图书。然后，精神上算是满足了，心中也没有什么烦恼，踏着软绵绵的地毯绕几个圈子，在装着暖气的漂亮屋子里吃过中饭，到大街上去散步，抽着雪茄，踱进俱乐部翻阅报刊，谈谈文学，政治，交易所的行市或者关于铁路的消息。回家即使不坐车子而且是半夜一点钟，也知道大街上有的是警察，决不会遇到意外。他心里太太平平的睡下去，知道明天的日程还是一样。这便是现代的生活。这样的人见过什么人体呢？他去过冷水浴场，见过各种畸形的身体在浑浊的池沼里蠕动；他要好奇的话，或许一生还看过三四回江湖卖艺的表演；看得最清楚的裸体无非是歌剧院中穿短裤的演员。至于激烈的情绪，他受过什么刺激呢？或许失过面子，或许银钱方面有过烦恼：比如交易所投机蚀本，心中希望的位置没有到手，朋友们在交际场中说他不够风雅，妻子花钱太散漫，儿子在外面胡闹等等。但是使他和一家老小遭到生命危险，可能把他脑袋送到刀架上或绞柱底下，可能送他进地牢，受折磨，熬毒刑的那种剧烈的痛苦，他没有经历过。他太平静了，给保护得太好了，精神分散在种种细巧而舒服的小刺激上面；除了难得遇到一回礼貌周到，有一定仪式的决斗以外，他完全不知道要去杀人或被杀时的心境。再考察以上讲到的奥利凡雷多，阿尔丰斯·特·埃斯德，赛查·菩尔查，洛朗·特·梅提契一流的大贵族，或是他们的臣僚和一切当头目的人。文艺复兴期的一个贵族，一个绅士，第一桩要紧事儿是早上光着身子，一手拿刀，一手拿剑，跟剑术教师练功夫；这就是我们在版画中看到的。平时他干些什么呢？主要的娱乐又是什么呢？他参加马队游行，化装大会，入城典礼，扮演神话故事，比武，竞技，招待外邦的君主；骑在马上打扮得豪华富丽，炫耀他的花边，丝绒短褂，铺金盘绣的装饰；对自己的漂亮功架和威武的姿势得意非凡；他和同伴们就是这样为本邦的君主争光。白天出门，短褂之内多半穿着锁子甲；街头巷尾很可能有刀剑刺到他身上，非提防不可。便是在自己府上，他也并不安全，石砌的墙角，装着粗大铁栅的窗子，整个军事式的坚固的建筑，说明屋子应当象盔甲一般保护主人不受暗算。这样一个人，重门深锁的呆在家里，面对着一个名妓或少女的美丽的像，一个衣袂飘举或肌肉强壮的赫刺克勒逝或上帝，就比一个现代人更能领会他们的美和理想的肉体。他用不着受画室的教育，单凭自发的同情就能欣赏座盖朗琪罗的英雄式的裸体与强壮的肌肉，拉斐尔的健康括静，目光单纯的圣母，陶那丹罗铜像上的豪放与自然的生命力，芬奇画像上的别有风度，特别动人的姿势，丁托雷托与铁相笔下的健美的肉感，剽悍的动作，竞技家式的勇武与快乐。

第六章 次要形势（续3）

介乎纯粹观念与纯粹形象之间的精神状态既有利于图画，坚强的性格与剽悍的风俗也帮助人认识并爱好美丽的肉体：这种千载一时的形势和民族天赋汇合起来，在意大利产生了第一流的完美的人体画。我们只要走到街上或者踏进画室，就可看到这种绘画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不象我们这儿是学派的出品，批评家的专业，好事者的消遣，鉴赏家的癖好，花了大本钱用人工培养的植物，下足肥料仍不免枯萎憔悴，因为是外地来的种子，在只会产生科学，文学，工业，警察和礼服的土地与空气之中勉强保存。在当时的意大利，那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各个城邦在市政厅和教堂里摆满人体的图画，但在这些作品周围还摆着无数活生生的图画，固然不是持久的，可是更豪华；所以画家的作品只是概括了社会上的活的图画。一般人对于绘画不是只在一二小时之内，在生活中一个孤立的场合欣赏，而是在整个生活中，在宗教仪式，全民庆祝，招待贵宾的盛会，大小事务与寻欢作乐中欣赏的。

实际的例子太多了，倒是不容易选择：行会，城邦，诸侯，主教，都在五花八门的游行赛会中争奇斗胜，乐此不疲。我只举一事为例，这样显赫的排场一年有好几次，街头和广场上该是怎么一副景象，你们自己去想象吧。

“洛朗·特·梅提契是勃隆高纳俱乐部的领袖，他要赛会的场面超过钻石俱乐部，清佛罗棱萨的贵族兼学者约各波·那提帮忙，设计六辆车子。

“第一辆车由两条身披树叶的公牛曳引，代表〔神话中的〕萨丢尔纳和耶纽斯时代。萨丢尔纳在车顶上拿者镰刀，耶纽斯拿着和平宫的钥匙。在两个神的脚下〔车身上〕，庞多尔摩画着被缚的愤怒之神〔战神〕和好几桩有关萨丢尔纳的故事。围着车子的十二个牧人穿着貂皮和鼬鼠皮，古式小靴，挂着面包袋，头上裹着树叶。牧人的马鞍是狮子，老虎，山猫的皮，兽皮上的爪子是镀金的；鞍带是用的金索子，脚镫的形状是羊头，马缰用银丝和树叶绞成。每个牧人后面另外跟着四个牧人，服装没有那么华丽，擎着松枝一般的火把。

“四条披戴华丽的公牛拖着第二辆车。镀金的牛角上挂着花圈和念珠。车上坐着罗马人的第二个王，纽玛·庞比吕斯，周围放着宗教书籍，一切法器和祭神用具。后面六个教士骑着俊美的骡子；头上的披纱用长春的叶子和金银丝绣做装饰；仿古的法衣上吊着金缭子。教士有的拿着香烟袅袅的香炉，有的捧着金瓶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教士旁边还有下级祭司捧着古式烛台。

“第三辆车套着几匹极漂亮的骏马，车身上是庞多尔摩的画。上面坐着芒吕斯·托卡丢斯，他是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以后的执政，因为政治开明，罗马曾经兴旺过一个时期。十二个参议员骑在金绣披挂的马上开路，周围还有一大群禁卫，捧着斧钺和别的代表法律的标记。

“四条水牛扮做四头象，拖着第四辆凯撒大帝的车。庞多尔摩在车身上画着凯撒最显赫的功业。后面有十二名骑士，明晃晃的纹章用黄金装饰。每人拿着一根标枪，紧贴着大腿。他们的马夫擎着火把，火把上有战利品的标记。

“第五辆车驾的几匹马装着翅膀，形状象秃鹰，上面坐着奥古斯德大帝。十二个桂冠诗人骑马后随；因为大帝的不朽的英名一部分也靠诗人的作品。每个诗人挂一条绶带写着各人的名字。

“第六辆车也是庞多尔摩画的，驾着八匹鞍辔华丽的母牛，车上坐着图拉真皇帝。前面是十二个法学家骑着马，穿着长袍。许多书吏，誊录员，公证人，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挟着簿籍。

“六辆车的后面又来一辆车，名叫‘黄金时代的胜利’车上除了庞多尔摩的画，还有庞提纳利塑的浮雕，其中四个人像代表四大美德〔公正，谨慎，节制，刚强〕。车中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黄金球，球上躺着一个尸首，穿着生锈的铁甲。尸体腋下钻出一个裸体镀金的孩子，代表铁器时代的告终与黄金时代的复活，这是雷翁十世做了教皇带来的福气。枯萎的桂枝长着绿叶也表示这个意思，但也有人说是象征乌尔班公爵洛朗·特·梅提契。还得附带提一句，那个裸体的孩子镀过金不久就死了，他原是为了六块钱而当这个角色的。”

孩子的死，可说是正戏之外的一出小戏，又可笑又悲惨的小戏。上面那篇流水帐虽然枯燥，仍然给我们看到当时爱美的风气。这种嗜好不限于贵族与富有的阶级，而为广大群众所共有；洛朗·特·梅提契办这些赛会，就是要在群众前面保持威望。还有别的庆祝会叫做“狂欢歌”或者叫“狂欢节凯旋式”，被洛朗扩大规模，加以变化。他也亲自参加，有时高声唱着自己做的诗，走在场面豪华的队伍之前。我们不能忘了洛朗·特·梅提契是最大的银行家，是提倡美术最热心的人，是城里第一个工业家，也是第一个行政长官。他一个人所兼的职务，包括我们的特·吕依纳公爵，特·罗斯柴尔德先生，塞纳州州长，美术学院院长，碑堡室塵院长，道德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法兰西学士会会长所担任的职务。这样一个人物在街上带领化装大会游行，不以为有损尊严。当时的趣味那么明确那么强烈，所以洛朗对游行赛会的热心非但不显得可笑，反而增加他的声誉。

节日的夜晚，梅提契宫中走出三百骑士，三百步行的人，擊着火把在佛罗棱萨街上游行，直到早上三四点钟。他们中间有十人，十二人，十五人的分部合唱；赛会中唱的短诗当时就刊印成书，一共有两大本。我只引一首洛朗自己做的诗，题目是《巴古斯和阿丽阿纳》。他对于美和道德的观点完全是异教式的。那个时代的风气的确是古代异教气息的复活，也是古代艺术和古代精神的复活。

除了这个合唱，还有许多别的，有纺金丝的女工唱的，有托钵修士唱的，有青年妇女唱的，有普通的修士唱的，有鞋匠唱的，有赶骡的唱的，有小贩唱的，有油商唱的，有蜜蜡工唱的，城邦内各种行会都参加庆祝。倘若现在的歌剧院，喜歌剧院，夏德莱剧院，奥林匹克杂技剧院，一连几天在街上游行，情形大概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佛罗棱萨并非一般跑龙套和出钱雇来的可怜虫临时穿上一套借来的脤装充数，而是市民组成行列，自命不凡，得意洋洋的在街上行走，好比一个美丽的姑娘穿着全套漂亮服饰在人前卖弄。

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神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的表现出来，不用怕批判，也不需要受指导；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这个原则到处都能应用，不论是创办宗教社团还是建立军功，是文学创作还是世俗的娱乐。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例如新教中一些勇敢的小宗派离开英国去创立美利坚合众屋；宗派的成员都敢于有深刻的思考，深刻的感受，深刻的信仰，独往独来，热情如沸，人人抱着固有的坚定的信念。一朝联合之后，他们渗透着同样的思想感情，受着同样的热情支持，把蛮荒的地域变为殖民地，建立文明的国家。

军队的情形也是一样。上一世纪末〔指大革命后〕，法国军队毫无组织，完全不懂作战的技术，军官几乎同士兵一样无知，对方却是欧洲各国的正规军。那时支持法国人，鼓动他们前进而终于获得胜利的因素，首先是内在的信念给了他们气魄和力量，每个士兵都自以为比敌人高出一等，相信他的使命是排除万难，把真理，理性，正义，灌输到各个民族中去；其次是热烈的友爱，相互的信任，共同的感情和抱负，使整个队伍，从将军到营长到小兵，都觉得是献身于同一事业，每个都象敢死队队员一样争先恐后，每人都了解情况，危险，迫切的需要，每人都准备改正错误。他们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凭着自发的热情和相互的默契，胜过了莱茵彼岸用传统，会操，军棍和普鲁士的等级制度制造出来的完美的军事机构。

艺术与娱乐，同涉及利益与实际事务的情形并无分别。才智之士聚在一起才最有才智。要有艺术品出现，先要有艺术家，但也要有工场。而当时有的是工场，并且艺术家还组织行会。他们彼此联络，大团体中有自由结合的小团体，使会员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亲昵使他们接近，竞争给他们剌激。那时的工场是一个铺子，而不是象今日专为招揽定货而布置的陈列室。学生是徒弟，师父的生活与荣名都有他的一份；不是缴了学费就完事的业余爱好者。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读书识字，学会了一些拼法。十二三岁就去拜在画家，金银工艺家，建筑家，雕塑家门下。师父通常总是兼这几门的，年轻人在他手下学的不是艺术的一部分，而是全部艺术。他替师父工作，做些容易的活儿，画画背景，小装饰，不重要的人物；他参加师父的杰作，象对自己的作品一样关心。他成为师父家里的儿子，仆役，人家把他叫做师父的小家伙。他和师父同桌吃饭，替他跑腿，睡在他卧室上面的搁搂上，受他打骂，给师母凿上几个栗包。

拉斐罗·提·蒙德吕波说：“我十二岁到十四岁在庞提纳利的铺子里住了两年，多半是师父工作，我拉风箱；有时我也画素描。有一天，师父替乌尔班公爵洛朗·特·梅提塞做几对马嚼子上的金饰，叫我拿在火上重烧。他在砧上打一块，我在火上另外烧一块。他半中间停下来和朋友低声谈话，没有发觉我已经把冷的一块拿走，换上热的；他用手去捡，烫了两个手指，痛得满铺子乱嚷乱跳；他要打我，我躲来躲去，不让他抓住。但临到吃饭的时候，我在师父柜台前面走过，被他揪住头发，结结实实打了几个嘴巴。”

这是搭伙的生活，和铜匠泥水匠一样，粗暴，率直，快活，亲热；师父出门，徒弟们跟着，在路上帮他打架动武，不让他受攻击，受毁谤。拉斐尔和彻里尼的学生用刀剑保卫师父铺子声誉的事，上面已经讲过。

师父们相互之间也一样的狎昵亲热，对艺术的发展很有作用。佛罗棱萨许多艺术团体中有一个叫做大锅会，会员的名额只有十二个；主要是安特莱·但尔·沙多，琪恩·法朗采斯谷·卢斯蒂契，亚理斯多德·特·圣迦罗，陶米尼谷·波利谷，法朗采斯谷·提·班莱葛里纳，版画家洛贝大，音乐家陶米尼谷·巴彻利。每个会员可以带三四个客人，每人要带一样别出心裁的菜，与别人重复就要罚款。你们可以看到，那些人在互相剌激之下幻想多么丰富，精神多么充沛，竟然把图画艺术带入饭局。有一次，琪恩·法朗采斯谷用一只硕大无朋的酒桶做饭桌，叫客人坐在里头。乐师在桶底下奏乐。桶中央伸出一株树，树枝上放着菜肴。法朗采斯谷做的菜是一个大肉包，“于里斯在包子里用开水煮他的父亲，使他返老还童”；两个人物都用白煮阉鸡装成，另外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安特莱·但尔·沙多带来一座八角神庙：底下是一列柱子；一大盆肉冻做成的地面上，仿照宝石镶嵌的款式划出许多小格，肥大的香肠做成象云斑石一样的柱子；巴尔末的奶饼做柱头和础石；各式糖果做楣梁，杏仁饼干做骑楼。神庙中央是冷肉做的一张圣书桌，书桌上用细面条排成一本弥撒经，胡椒代表文字与音符；周围的唱诗童子是许多油炸画眉，张开着嘴；后面两只肥鸽代表低音歌手，六只莴雀代表高音歌手。陶米尼谷·波利谷用一只乳猪装成一个乡下女人，一边纺纱一边看守小鸡。斯比罗用大鹅装成一个铜匠。便是今日，我们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滑稽古怪，哄堂大笑的声音。

团体叫做泥刀会，除了聚餐还有化装表演：有时扮地狱之王普吕东抢走帕罗塞比纳的故事，有时扮维纳斯女神与战神玛斯谈恋爱，有时扮马基雅弗利的喜剧《蔓陀萝华》，阿里欧斯托的《冒充仆人》，皮皮埃那的《卡朗特拉》。另外一次，因为会徽是泥刀，会长要会员穿着泥水匠服装，带着全套泥水匠工具出席，用肉类，面包，点心，糖，砌一所屋子。过剩的幻想在五花八门的吃喝中尽量发泄。心那么年轻，大人竟象儿童一样，把他喜欢的肉体的形式到处应用；他手舞足蹈，变了演员；又因为满脑子都是艺术的形象，所以以艺术为游戏。小团体之外，还有更广大的社团联合所有的艺术家做一桩共同的事业。他们在饭桌上的快活，豪放，伙伴之间的亲热，自有一种淳朴的气息，诙谐的兴致，和工匠相仿；而他们也有象工匠那样的乡土观念，以他们“光荣的佛罗棱萨派”自豪。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有佛罗棱萨派能教你素描。

华萨利说：“各种艺术中的高手，尤其绘画方面的，都集中在佛罗棱萨，因为这个城邦能给他们三种鼓励：——第一是有力的反复的批评，地方上的空气使人生来胸怀开朗，不满足庸庸碌碌的作品，不重作者的姓名，只问作品是否精美。——第二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所以要经常拿出眼光和创新的能力，工作要谨慎，迅速，总之要能谋生，因为地方并不富庶，物价不象别处便宜。——和以上两点同祥重要的第三点，是当地的风气使各行各业的人都渴望荣誉；不要说同本领低的人平等，便是和自己承认为行家的人并肩，心中也不服，因为归根结蒂，彼此都是一样的人。除了天性安分善良的以外，一般的艺术家由于野心和竞争心的强烈，都变得无情无义，动辄说人坏话。”但一朝要为乡土增光，他们就同心协力，只想把事情做好；互相争胜的心又鼓励他们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五一五年，雷翁十世到他的本乡佛罗棱萨巡狩；当局召集所有的艺术家设计欢迎大典。城中造了十二座凯旋门，上面都是绘画和雕像；十二座凯旋门之间另外有各神建筑物，华表，圆柱，一组一组的雕塑，象城中的古迹。“在爵府广场上，安东尼奥·特·圣迦罗盖起一所八角神庙；庞提纳利在朗齐回廊的顶上塑了一个极大的像。在巴提阿修院和长官府之间，葛拉那契和亚理斯多德·特·圣迦罗造了一座凯旋门，在皮契利转角上，罗梭又造一座，上面有大量人物，布置很好。但最受赞赏的是用木材仿造的圣·玛丽亚·但尔·斐奥雷大教堂的门面，由安特莱·但尔·沙多画上许多故事，用阴阳向背，明暗相间的方法，美丽无比。建筑家约各波·圣索维诺，接照教皇的父亲，故世的洛朗·特·梅提契的图样，用浮雕和塑像表现好几个小故事。约各波还在圣·玛丽亚·诺凡拉广场上塑了一匹马，跟罗马的那一匹相仿，极其壮观。特拉·斯卡拉街上教皇的行宫，装饰品更是不计其数；艺术家们制作不少美丽的故事画与雕塑，摆满了半条街，大多数是庞提纳赳起的稿子。”

这是人材济济，百花盛开的气象；一经合作，成就更其卓越。城邦竭力踵事增华；今天是全城参加的狂欢节或是欢迎公侯的大会；明天又轮到街坊，行会，教会，修道院等等举行赛会，终年不断。每个小团体受着热情鼓励，“精神比财力更充足”，只想把各自的教堂，修院，大门，会场，比武的服装，旗帜，车马，以及圣·约翰的徽号，装饰得越美越好，认为是面子攸关的大事。相互之间的争奇斗胜，从来没有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产生绘画艺术的气候从来没有这样适宜；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各种形势的汇合可以说空前绝后：先是民族的想象力对节奏与形象特别敏感，一方面已经有了近代文化，一方面还保存封建时代的风俗，把刚强的本能与精细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惯于用生动的形体思索；其次，组成这个民族的许多自由的小团体，有一股自发的，声气相通的，有感染力的热情在各方面推动，使民族精神能充分发挥，创造出理想的模型；而在这个民族手里暂时复活的气魄雄伟的异教精神，也只有完美的人体能表现。一切表现人体的艺术都依赖这些形势。第一流的绘画也依赖这些形势。形势不存在，那种绘画也不存在；形势解体，那种绘画也解体。形势一天没有完备，古典绘画一天不能产生。一朝形势改变，古典绘画立即败坏。古典绘画从成长到兴盛，到瓦解，到消灭，都一步一步的跟着形势走。到十四世纪末为止，在神学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笼罩之下，绘画始终停留在象征与神秘的阶段。十五世纪中叶，在基督教精神与异教精神作长期斗争的时候，象征与神秘主义的画派继续存在，而且十五世纪还有一个最纯洁的代表，由于孤独的修院生涯，圣洁的心灵不曾受到新兴的异教精神感染。从十五世纪初期开始，战争不象以前残酷，各个城邦逐渐安定，工业逐渐发展，财富与安全都有增加，古代文学与古代思想开始复兴：这些情形使凝视来世的眼光重新转到现世，追求人间的幸福代替了对天堂的想望。同时，由于雕塑的榜样，透视学的发现，解剖孪的研究，造型技术的进步，肖像画的应用，油画的发明，绘画关心到真实的血肉之体。到雷奥那多·达·芬奇和弥盖朗琪更的时代，洛朗·特·梅提契和法朗采斯谷·但拉·罗凡莖的时代〔十五世纪末〕，新文化成为定局，人的眼界扩大了，思想成熟了，在复兴古学之外又产生民族文学，从粗具规模的希腊精神进而发展为完全的异教精神；这时候，绘画才从正确的模仿过渡到美妙的创作。它在威尼斯比别处多延长半个世纪，因为威尼斯好比沙漠中的一片水草，在异族入侵的巨潮中仍不失为独立的城邦，在教皇前面保持宗教的宽容，在西班牙人前面保持爱国精神，在土耳其人前面保持尚武的风俗。后来，异族的侵略和与日倶增的苦难，把意志的活力消耗完了；君主政体，宗教迫害，学院派的迂腐，把天生的创造力加以正规化和削弱了；风俗习惯变为雅驯，精神上沾染了感伤情调；画家从天真的工匠一变而为彬彬有礼的绅士，铺子和学徒的制度被“画院”代替；艺术家不再自由放肆，诙谐滑稽，不再在泥刀会的饭局中一面游戏一面雕塑，而变做一个机警的侍臣，自命不凡，处处讲礼法，守规矩，存着一肚子的虚荣，对教内教外的大人物逢迎谄媚：这时绘画便开始变质，在高雷琪奥手中显得软弱无力，在弥盖朗琪罗的后继者手中失去热情。——环境与艺术既然这样从头至尾完全相符，可见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决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逆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类似的风俗，而且是在那一类中更完美的风俗，在古希腊好战的小邦中，在庄严的体育场上，曾经产生一种类似而更完美的艺术。也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类似的风俗，但在那一类中没有那么完美的风俗，以后在西班牙，法兰德斯，甚至在法国，也产生一种类似的艺术，虽则民族素质的不同使艺术有所变质，或者发生偏向。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